在中国的法治路上（一）蒋志如一、问题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不是回到原点，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回归。而在中国，政治、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系统、全面、深入地论述过，特别在政治、道德与法律在传统中国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在中国当今的变化，还有它们与西方法治国家相比又有什么特点，以及在前面所述的情况对中国的影响如何等领域没有予以澄清、说明与论证;而《送》对此做了一些努力，虽然不是专门追求，也不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来，但也在论证其学术观点时间接地表现了出来，本文对此将有所涉及。因此，本文将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首先，对《送》的理论重构，认为其是一种“制度—人”的思维模式，并对之做出初步的评价;其次，我们需要分析他在论述其思想、理论时，如何剥离法律中的政治、道德因素的或者说如何将道德、政治与法律予以一定的分殊，以及其对中国法治进程的意义，即不仅仅是一种指导思想，还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思想、观念，应该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另外一种并行不悖的思想上的道路。最后，追问苏力在其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的处理是否成功地由原则性地解决进入到了操作性地解决，这是一个关系到其理论的意义的问题!二、理论重构以及对之的初步评价《送》一书主要由自序“世纪末的交代”，致谢，导论，第一编“司法制度”，第二编“司法知识与技术”，第三编“法官与法律人”，以及第四编“研究方法的反思”组成，约37.2万字。该书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密的理论逻辑体系，一个具有“任何在有限狭小的文本空间中作出的评论都有可能陷入‘破坏性’的论说装置——也就削弱了该理论逻辑对人们思想的渗透力，或许也就“延缓”了人们对该理论的反思[11]。但是，如果采取一种“制度——人”的模式来观察与分析，我们可以更容易、深刻地理解和体会作者的苦心以及意义：从法律人的角度，主要是法官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基层法官面前，由于一系列的条件的制约、博弈——传统中国、形成新传统的中国以及西方——呈现出来的司法技术和知识往往具有零散性，不可能规模生产，不可能进行到处复制等特点，即不能实现规则之治，只能以解决纠纷为目的。这种制约下的法律人只需要“一盆水”就能很好地履行职责，而“一桶水[12]”(借用苏力的比喻)就是一种浪费或“屠龙术”。在《送》一书中，展现出来的理论的逻辑体系——即“原因或者逻辑前提—司法制度——司法技术或知识——法律人——心理历程的一种表达”——的安排就是一种用心良苦了，当然也是合情合理。这是一种“从制度看人”的思维理念，或许也可以说，用一句俗语来表达，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一种写照;换句话来说，就是，对于中国现在的司法制度，如果我们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基层司法法院的法官们(不能动不动就将他们和美国那些优秀的法官们进行比较)在整体上是胜任他们的职责的，而且其司法素质在逐渐提高，而不是越来越腐败。从基层司法制度的角度来看。到田野、到基层去调查，“发现”了丰富多彩的而且复杂的司法现象——在这里，“原生状态的生活同法律遭遇……有更为直接、生动、鲜明的反映和体现[13]”，还没有人对其进行有效地认识与整理(指在苏力写作《送》一书之前)或者说进行一种制度性的评价——进行了制度性的总结和理性的评价。当然，换一种说话，也可以说，这只是对中国现在既存的司法制度的一种---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确认，也是一种事实的确认——在这里，他既没有鄙视，更没有护短，只是实情实录而已——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将《送》一书视为“一个读本”(张芝梅语)，是对中国基层司法的一种“述而不作”。其实，“制度——人”理论不仅仅表现出一种保守的性格，同时也会表现出建设性的意义来，主要通过将法律中的道德、政治因素剥离开来表现出来。不过对于将道德、政治因素从法律中分离开来，不仅仅表现在法治实践上，其更多地表达为一种思想、知识的增量与现代化，具体论述如下：三、如何剥离法律中的道德、政治因素[14]?众所周知，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人类，不仅仅深受自然环境的制约、甚至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