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增定：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明2010-04-1120:04:59作者：吴增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已经获得举世公认，但中国是否应该成为一个文明大国的问题则似乎很少有人提起。具体地说，中国是否仅仅满足于成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大国，她是否还应该有更高的自我期望，重新确立自己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对于这个问题，相信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能反应是断然否定，因为“中国文明”之类的字眼，必然会唤起他们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痛苦记忆。在他们看来，自晚清以降，中国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才摆脱了“天朝大国”的幻象，完成了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艰难转型，所以任何想要复兴中国文明的努力都是开历史倒车；今天中国人的唯一正确做法，不是要徒劳地复兴一个古老的文明，而是应该自觉地选择“国际接轨”，拥抱一个全球化的现代文明。不过在他们心目中，这个现代文明的样板却是西方文明，因为他们认定只有西方文明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目标，才是唯一代表全球化潮流的“普世文明”，而中国文明作为一种前现代的地域性文明，只能居于世界历史的边缘，或者说在历史的进程中慢慢地消亡。细究起来，这种与国际接轨之类的全球化论调并无任何新奇之处，说到底，它只不过是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晚清以降，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出于一种强烈的屈辱感和自卑感，他们无限地丑化中国文明，把它视为一切罪恶的渊薮，譬如认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几千年的儒家文化都是黑暗的封建专制。在他们看来，中国似乎根本没有任何资格被称为“文明”，因为中国既没有自由、民主，也没有科学、理性，更没有“上帝”。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尽情地颠覆和解构中国文明的神话，另一方面却不遗余力地美化或神化西方，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西方文明神话。而所有神话中最大的神话则是认为，西方文明是唯一真正的普世文明，因为它两千多年来都一直在追求自由、民主、科学、人性、真理或上帝。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总体理解，正是基于这种不知所谓的“双重标准”。在它的支配下，中国知识分子真诚地相信，中国走向“文明”的唯一道路就是抛弃自己的文明传统，选择“全盘西化”，并且根据西方文明的标准来启蒙和教育民众，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不过，一旦面对活生生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知识分子就立刻陷入了智识和道德上的双重困境：既然西方代表着人类的普世文明，既然它两千多年来就一直追求自由、民主、人道和进步，那么在面对所有其他非西方的民族时，它又为什么表现得如此野蛮和毫无人性，犯下如此之多的滔天罪行？当西方在疯狂地殖民、贩卖黑奴、灭绝印第安人，可曾有过丝毫的“文明”？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美化是多么一相情愿，因为假如西方文明真的如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么中国就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所谓的“救亡”或“启蒙”。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陷入这种尴尬处境，恰恰是因为他们用一个人为制造的西方文明神话，取代了真实的西方文明。只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神话的真正制造者恰恰是西方自己。换句话说，中国知识分子所想象的西方文明其实不过一种历史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产物。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不断地炮制出各种神话和意识形态，其中一个最大的神话就是：只有西方才代表着真正的文明，而所有非西方的一切都是野蛮。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在建构民族国家观念时，毫无例外地预设了“自然状态”和“文明社会”的对立。在他们看来，“自然状态”象征着野蛮、愚昧和无序，而“文明社会”当然意味着文明、理性和秩序。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自然状态”的外延不断地扩大，从十七世纪的美洲印第安民族，到十八世纪的非洲地区，最后到十九世纪的印度和中国等东方文明。一言以蔽之，在西方眼里，所有的非西方文明都变成了野蛮的自然状态，只有西方本身才是真正的文明社会；既然野蛮状态需要理性和文明来“立法”，那么文明对野蛮的统治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