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作者：吴敬琏：文汇报--吴敬琏教授在清华大学的讲演（节选）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要求愈来愈高，经济科学工作者身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在新一轮改革的春雷滚动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加紧自己的工作，使得今后出现重大改革机遇的时候，不至于因为理论准备不够而手忙脚乱，或者因为仓促出台而招致大的偏差。--吴敬琏成长于西方世界的现代经济科学对处于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的中国是否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问题对于不少实际工作者乃至经济学界中人似乎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完全解答的问题。不过根据自己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观察，我想对这个问题应当作出肯定的回答。贬低现代经济科学对于我国改革的意义的主要论据，是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经济学不符合中国国情"。直到80年代，在我国改革问题的研究中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往往还会得到"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的讥评。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才逐步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于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综观中国经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所遭遇的每一次重大挫折，几乎无不与人们对经济科学的无知和排斥有关，而在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以后的每一次重大进展，也几乎都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的认识深化有关。1956--1976年"不受学理影响"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共产党人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理论基础，本来应当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给予极大的重视。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战争的环境中，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实践，对经济学理论也不重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当世界在大发展时，我们却没有去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而是"闭关锁国"，那一段时期的经济工作完全没有经济科学的指导。想摆脱苏联的模式，又找不到科学的出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在中国的经济工作中一直把从苏联引进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归结为管得太多，统得太死，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以致只有中央的积极性，而没有地方政府、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造成了整个经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没有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当时开出的处方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这种想法和那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精神可以变物质"、"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等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条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等等为基本点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出现了"大跃进"运动和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行政性分权改革。"大跃进"造成的物质资源的巨大损失是人所周知的。作为"大跃进"制度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下放"运动，所起的消极作用也远远大于它的积极作用。行政性分权所造成的某种程度的"诸侯经济"，有别于高度集中统一的古典计划经济的所谓"M型体制"，它固然使日后的乡镇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在经济的缝隙中生长出来，但是它所造成的资源配置大混乱却使"大跃进"、"高速度"所引致的问题大大加剧。为什么这些意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措施到头来却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追根溯源，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经济工作完全没有经济学中的"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概念，把"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等现象看成问题的本质，企图在保持行政性资源配置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用向地方政府分权的办法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为只要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出来，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经济就会"一天等于二十年"似的飞跃发展。殊不知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本质决定了要求社会的高度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