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的冲动与尴尬wwsina/2009年12月23日14:05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现有的CDM项目几乎都是风能、水电等低成本、高效益的资源利用型领域，这些领域开发成本少，技术含量低，收益很高通过大量开发这些项目，发达国家实际只是简单地付出了资金，也恰好规避了转移技术的义务《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北京报道直到2006年，中国CDM(清洁发展机制)的项目数量都还低于巴西、墨西哥和印度。但如今，中国CDM的项目数量和年减排量均达到了世界第一。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巡视员高广生提供的信息表明，截至今年10月，我国共批准了2232个CDM项目，其中663个被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成功注册，预期年减排二氧化碳1.9亿吨，约占全球注册项目的58%。“在这样的规模中，中国以合作的态度，给发达国家提供了低成本完成减排任务的机会。”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CDM项目管理中心主任杨宏伟告诉本刊记者。他说，发达国家在其国内减排的成本是一吨二氧化碳在70至100美元，而通过CDM机制，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成本只有十几美元。同时，通过指定CDM的优先领域，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大受推动，实现了我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但尽管CDM在中国的运行从宏观上看已出现了一定的双赢局面，不少参与CDM项目运作的国内企业负责人却对本刊记者---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表示，对CDM机制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将如何发展，充满了担忧。哥本哈根会议喧嚷一片，而现在，中国CDM从业者更关心的是：CDM机制将如何改革？“现有的CDM国际规则在某些方面太僵化，能否改变？人们寄希望于哥本哈根会议。”中碳平衡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赵觅说。12月9日，哥本哈根第五次缔约方会议全会上，中国谈判代表李高就CDM议题发言时提出抗议，指出中国部分CDM项目在过去一年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障碍，“部分原因是CDM执行理事会作出的决定不合理、不透明和不公正。”李高发出抗议的前几天，刚刚结束的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第51次会议上，中国有近10个风电CDM项目被拒绝注册。其公布的理由是“怀疑中国政府有意系统性降低风电项目的上网电价，从而鼓励将风电项目开发为CDM项目”。一开始，人们根本不相信“二氧化碳能卖钱”上世纪90年代末，张亮蒙担任经理的济丰兴业投资管理公司因为和国际能源系统公司交往甚密，了解到一个叫CDM的机制。“这是一个新鲜概念，国际能源系统提出要在中国寻找CDM项目。济丰决定试一试。”2000年，济丰正式进军CDM领域，在全国跑了50家垃圾填埋场，最终遴选出北京的安定填埋场，进行CDM机制下的填埋气收集利用项目。这个时期，国内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CDM管理制度，探索充满了冒险精神。张亮蒙记得，当时国内只有两家机构在做CDM项目，一是济丰，一是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可再生能源协会。---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我们只知道有《京都议定书》，知道有CDM机制，但这个机制到底怎么发展，能否真正建立起来，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很快显现。一开始，项目设计的是，由国际能源系统公司全盘投资开发CDM的成本，安定填埋场可以免费拿到减排量核证之后的资金和技术。结果，项目真正实施起来，却变成了安定填埋场和国际能源系统两家各负担开发成本的一半。“这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杨宏伟解释说，虽然1997年京都议定书中就规定了CDM机制，但2005年才算生效。济丰的行为属于生效之前的探索，可被称为准CDM机制，算是起步。经历了迷惘的初期探索，2004年《清洁发展机制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中国CDM的发展路径开始清晰起来。2005年起，针对初期的CDM能力建设，从中央到地方搞了很多培训班，人们对CDM的认识由浅入深地变化着。“刚开始培训的时候，很多人认为CDM就是个骗局，不相信二氧化碳能卖钱。直到培训结束，大家才意识到，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可以用来交易的有价商品。”湖南CDM项目服务中心律师刘钢表示。政府也开始支持各地的CDM试点，决定在一些省的科技厅下成立CDM中心。嗅觉灵敏的地区诸如湖南，得知国家已有五个指定试点后，积极要求成为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