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利益传输机制的转换——关于构建“和谐社会”政治逻辑的初步思考﹡景跃进“和谐社会”是当下大陆媒体中颇为流行和时髦的一个词汇。不过，与其他流行的时髦现象不同，它既不肤浅，也不会转瞬即逝。这一词汇表达了中国政府施政方略的一个转向，体现了不同社会成员追求平等和幸福生活的共同理想，自然也透射出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长期问题。这一词汇及其蕴涵的理念亦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众多内容和丰沛资源。在某种意义上，“和谐社会”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如标题所示，本文对这一话题的讨论乃基于一个特定的视角，亦即从利益过程（以NGO、政党以及两者关系为中轴）来透视“和谐社会”构建的政治逻辑。出于方便叙述的考虑，文章首先叙述构建“和谐社会”的认识前提，指出正视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寻求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的协调机制。其次，分析NGO在利益表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在当下中国，NGO承担着社会治理与利益表达的双重功能。再次，基于分工与协作的角度，分析在中国政治结构的脉络下NGO和政党（中共）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在比较视野下中国模式所显示的特殊性。最后，文章从结构转型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分析NGO在中国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和谐社会”构建之认识前提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价值层面的目标，2在操作层次上必须找到落实这一价值目标的“中介”。这首先要求我们对“和谐社会”的认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否则关于和谐社会的论述很有可能陷入乌托邦的境地。笔者以为，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下提倡“和谐社会”有三个基本的前提或假定。它们是：1．利益分殊的客观性1﹡本文曾作为会议论文分别提交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和台州市委组织部联合主办的“‘政党与民间组织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州：2005年5月21日至23日），以及复旦大学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中心主办的“变革社会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体制、逻辑与边界”学术研讨会（上海：2005年6月17-18日），此次发表对标题、注释和个别文字稍作修改。笔者对与会人员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表示衷心的谢意。人大国关学院的都静同学为本文制作了图表，在此一并致谢。?与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新术语一样，正处在成型过程之中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富有弹性的概念。就眼下而言，国内对“和谐社会”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可区分为“狭义”、“中层”和“广义”三类。“狭义”的“和谐社会”是指与经济、政治、文化并立的一个维度或领域。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论述便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四中全会的《决议》从五个方面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颇具操作性的阐释，它们分别是经济（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政治（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文化（提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社会（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和外交（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不难看出，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与其他三项（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并立的，并不相互包涵。“中义”的“和谐社会”是在狭义的基础上（所包容的范围）有所扩大。例如，2005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工作等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这一陈述中，胡锦涛总书记将民主法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内容归入到“和谐社会”中去。换句话说，“中义”的“和谐社会”包括了政治领域的内涵（但没有涉及经济发展的内容）。“广义”的“和谐社会”是指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狭义）社会在内的统摄性概念。尽管这种用法目前尚不多见，但这一概念的出现和使用不存在任何的逻辑问题。对“和谐社会”概念的多元阐释一方面说明“和谐社会”一词本身内涵的丰富性，同时也表明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不是封闭的。为了叙述的方便，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