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如何影响“中国决策”一方面，跨国公司影响行政机关政策制定促进了中国法律制度的全球化，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影响政府规制的途径，却多为非正式的隐性途径，其间或有政企之间的复杂利益网络，这有可能使我国的规制政策有所偏颇。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主持人曹可凡在2016年两会上透露，去年，被曝使用过期劣质肉的福喜公司曾找他和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斡旋，引发社会哗然。事实上，这只是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手段试图影响有关政府部门乃至司法机关的一例。在西方国家，行政监管机构是游说者们的金矿，在中国，跨国公司也将游说的用力点放在了行政监管机构身上。那么，跨国公司在中国到底是如何影响政策制定和行政部门监管的呢？跨国公司命运与政策密不可分跨国公司最初的形态产生于1870年至1900年间，当时一些大企业开始在海外设立分部并进行直接投资。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可以更快速、便捷地远距离传递数据、文本和图像，使得跨国公司更容易根据市场、资源、效率以及战略性资产等因素，来决定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布局。跨国公司成了全球经济网络的中心，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现实是，世界最大的200个经济体中有一多半是企业，而不是国家。通用汽车公司的营业额超过了南非的国民生产总值，丰田汽车公司的营业额则超过了挪威的国民生产总值跨国公司在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活动中日益认识到，影响他国政府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管，对自身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譬如前文提到的福喜公司，作为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的主要供货商，在被媒体曝光后，由于我国一贯严厉对待食品安全的态度，上海食药监部门连夜出击封存了相关食品，约谈多家下游食品流通企业，一时间相关跨国公司门店冷落，销售额锐减。2016年2月1日，上海市嘉定区法院依法对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被告人杨立群、贺业政等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一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两家公司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澳籍被告人杨立群等十人均被判有期徒刑。其中杨立群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驱逐出境。贺业政等9人被判二年八个月至一年七个月不等，并处罚金8万至3万元不等。除了监管部门对具体事件的查处，跨国公司进入一国市场后会发现：该国设定准入资格条件的宽与严，会影响它们是否能、何时能从事相应活动，将新产品投放上市；政府价格、税收、外贸等领域产业政策，对其业务发展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政府规制的法律体系是否统一，政府监管体制是否明晰，监管职能是否交错，监管风格是严厉还是宽松，监管能力是有力还是孱弱，监管程序是透明还是神秘，都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商业环境和经济绩效。因此，出于降低合规成本，获得比较竞争优势等考虑，跨国公司会努力影响中国行政监管政策。“公共事务部”承担游说任务通常来说，跨国公司左右一国政策的制定，需要影响的机构十分广泛，从立法机关到行政部门乃至司法机关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行政监管机构。这是因为：在中国，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往往是由部委机关启动的，这些行政监管机构会拟就法律的蓝图和框架。并且，行政监管机构聚集了大量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能够搜集和掌控大量有关社会生活的信息，不仅要制定规则，还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程序选择方面，具有相当的裁量权。---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跨国公司常见的影响行政监管机关的途径通常有七种，包括座谈会、听证会，通过同政府官员的直接接触，通过同行政机关及下属单位的正式或非正式接触，通过对专家及传媒的利用，通过对公益事业的参与等。而这些途径的运用，则是各大跨国公司“不可说的秘密”。通常来讲，绝大多数跨国公司会努力就政府监管的法律和政策发表自己的见解，施加自己的影响。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自身的公共事务部或政府事务部、法规事务部，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来试图影响政府监管法律制度。据了解，目前跨国公司内部一般会设有被冠以“政府事务部”、“公共事务部”、“法律及政府事务部”之名的公共事务部，其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一般有着较好的知识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