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走新加坡之路？2014-04-1614:58:16归档在我的博文|浏览19277次|评论14条姚洋，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1996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一直践行实地调查和乡土研究，其经济思想之外的社会公平主张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姚洋变了。”在读完姚洋2013年11月份在上海交大的演讲《现代化在中国的脚步》后，一个朋友这样跟我说。在这个演讲中，姚洋指出，中国未来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更多的民主，另一条是给予法律更多权威。对姚洋的误解声音一直存在，因为他为政府说了一些好话。而姚洋自己说，学者的职责就是揭示真相，如果这个真相刚好是“政府做对了”，那也只能承认“政府做对了”。但是，“大家---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都爱揣摩你的动机，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姚洋并不介意公开声称，“我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次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再次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他自己的排序。要想让社会有活力，新加坡不是一个好的参照系陈浩南：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您作出了中国转向新加坡的判断，理由是中国正在采取自由市场经济和威权体制结合的治理方针。但您又认为新加坡模式不适用于中国。您还说过，“为了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型经济，中共领导层需要找到能培养有活力的社会的新的治理模式。”那么，在您看来，新加坡是否缺乏您所说的“活力”？姚洋：这些年来，新加坡的变化很大。我们想象的新加坡，好像都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样子。事实上，新加坡在李显龙执政后，还是有很大变---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化的。社会的容忍度也在增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不像以前那样高，这说明新加坡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新加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但它是通过选举上台的，所以有通过选举获得的合法性。这样，一些事情做起来更能放开手脚。如果不是通过选举当选的政府，就会有很多忌讳的东西，有很多放不开手脚的地方，对社会的管制就会更多些。新加坡社会一直比较稳定，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是它的收入水平提高非常快，现在的人均收入按汇率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了，它已经是世界一流国家了，老百姓的抱怨当然就少了。另外，新加坡是个同质化较高的小国家，500万人，面积大概相当于北京的海淀区。规模小对新加坡的稳定，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哪怕政府管制多一些，管起来也很容易。要是在一个大国，政府管制太多，就得付出很高的成本。所以，新加坡有它的特殊性。---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陈浩南：那么新加坡的社会活力如何？姚洋：从社会角度说，我的感觉，新加坡人一般是避谈政治的，至少我接触到的新加坡人没有谈政治的。从商业方面看，它很有活力，有很多创新。但是，从人的思想来说，它不能算作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因为新加坡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思想家。当然，李光耀可能是个例外，不过李光耀不能说是一个思想家，他是实干家，从实干中总结出一些思想来。除了李光耀之外，你很少听说过新加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人物。当然，这跟它的国家小也有关系。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那么悠久的历史传统，将来是要在文化上、思想上对这个世界有较大贡献的。我们老说软实力，怎么去提高软实力？管是管不出软实力来的，只有开放才能有软实力。所以我说，中国不能走新加坡这样的道路，不能用它来做样本，它太小了，太特殊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陈浩南：刚才您说到新加坡人一般是避谈政治的，我在其他学者的文章中也读到过这一点，说新加坡人属于政治冷淡型。姚洋：对，这可能是因为新加坡华人占的比例太多，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而新加坡的华人，主要来自广东，而且可能主要是潮汕地区。潮汕地区的人是比较务实的，本来就不太关心政治，在中国也是这样。他们只想着自己过得好就行了，不太关心思想。所以，新加坡很难作为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的参照系。陈浩南：那么，在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