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教育改革-胡卫清胡卫清内容提要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教育改革提出过各种方案与构想并进行了各种具体的实践活动,这些方案与活动实际上是对世俗殖民主义的一种回应,传教士们力图影响乃至控制中国教育改革运动,希望通过中国政府的力量来最大限度地传播基督教文明,并建立以基督化为统一底色的公立教育模式。关键词传教士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胡卫清,广东韩山师范学院政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521041关于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教育改革的关系,学术界已有所研究,这些研究集中地分析了基督教中国教育会本身的运作及其出版物对中国新式教育的影响[1]。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视野,希望较为全面地评述传教士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构想以及具体的实践活动。一传教士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参与与推动最集中地表现在清末20年,即从1890年传教士大会开始到1909年中国教育会第六次“三年会议”为止。这以后传教士们渐渐明白他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极其有限,而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如何协调基督教教育与政府教育的关系上。19世纪90年代以前传教士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的教育改革,不过他们的着眼点集中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的教育现状及其制度上,也有人批评中国的旧教育尤其是科举制度。这个时期较有影响的论著有花之安(ErnstFaber)在1873年发表的《大德国学校论略》,该书“略言书院之规模,为学之次第”[2],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德国的各级学校制度。次年他又发表《教化议》,批评中国旧教育制度,同时将教化与教育等同起来,希望中国教化以耶稣之道为本[3]。丁韪良(A.P.Martin)应总理衙门之要求在考察了欧美之教育体制后于1883年出版了《西学考略》[4],此外中文报刊《万国公报》也有一些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和论著也包含着影响中国教育改革的意图,但由于此时清政府并没有建立一整套新式教育制度的打算,中国社会也没有产生完全废除旧式儒学教育体制的强大压力,因此传教士们关于教育改革的思想也大多停留在文字宣传阶段,尚168历史学研究没有具体的行动。这种状况到19世纪80年代末有了改变,反映传教士心声的《教务杂志》关于教育的文章突然多了起来,其中李安德(L.Pilch-er)的《中国的新式教育》的长文竟然是连载三期方才登完[5]。这说明相当部分传教士对中国的教---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育改革发生了兴趣。1890年传教士大会上,早年(1877)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教育会”,首任会正为狄考文(C·W·teer),总干事为巴修理(W·T·A·Baber),该会的宗旨是“促进在华之教育兴趣及所有从事教育者之间兄弟般的合作”[6]。但是从该会的工作来看,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积极推进中国新式教育以及政府教育改革为主要目标的。其名称本身就体现了它的野心与目标。它将中国新式教育的建设完全视为自己的份内之事,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它的所作所为将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正是这种反客为主的心态促使它在1891年5月18日成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由巴修理任主席[7]。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起草制定一项“公共考试方案”。巴修理认为如果能将原有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扩充为考试部,由考试部与那些被选举出来的政府学校的教授们进行合作,在进行充分讨论之后确定教材,公布考试大纲,对全国的西式学校进行统一考试,则可以解决当时新式教育的标准化问题[8]。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拟定中的考试方案其适用对象不仅包括全部教会学校,而且包括政府的洋务学堂,凡是教授西学的学校其学生都应参加统一的考试,并要被授予层次不同的证书与文凭。传教士拟定这种考试方案,的确有建立统一的西学标准,使新式教育学制规范化的意愿,但也包括有以传教士为主体,垄断中国新式教育的企图,因为毫无疑问这个方案从制订到落实都是由传教士进行的。随着1892年巴修理离开中国,“公共考试方案”被耽搁下来。甲午战后亡国灭种的塌天大祸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入学习西学的愿望,这使传教士们很受鼓舞,于是在1896年第二次“三年会议”上又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并且考试方案委员会成员也增加到七入,委员会的报告一方面对推行统一考试方案抱有信心,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教育会给予它以权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