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子国的故事谈反腐从前，有一个君子国。君子国的国民都是道德情操极为高尚的人。每次与人交易，都用自己最好的东西。这样乐融融的生活过了很多年。突然有一天，一个君子国国民发现自己用不好的东西去跟人交易，别人也没有发现，并且自己得到了别人最好的东西。于是，他便屡屡这样做。终于有一天，他的行为被人发现了。但是，由于该国没有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就连像现在的消费者协会这样的仲裁机构也没有。于是，别人拿他也没办法。但是，过了不久，他发现自己也交换到了别人的次品，甚至远远不如自己拿给别人的东西。久而久之，君子国就君子们就消亡了。这是一个童话故事，这样的故事恐怕只有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中国文化环境中的文人才能想得出。在“人之初，性本恶”及有“经济人”、“管理人”假设的西方国家是不大可能出现的。由这个故事，给了我关于反腐的几点启示：首先，对症才能下药。防治腐败就如给有病的人看病一样，找准病因才能立竿见影。西方经济学家布坎南指出，人都是趋利的，都是“经济人”。人就是人，并不会因为他身份的高低、贫富差别而改变其经济人的本性。无论是部长还是经理，在企业还是政府机关领工资，他还是他，都会在给定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以便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满足（物质上或纯粹心理的，如职业成就、政治荣誉等），而这往往不符合公共利益，由是从制度上规范人的行为就成为必要。政府也不例外。因此，政府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我不完全赞同这个说法，至少在中国，这样的假定有失偏颇。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创始人，其自始至终都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因此，我们绝大部分的党员都是好的。但中国层出不穷的腐败分子也表明，这个假定也有其正确的一面。正如我们考虑问题时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即我们在看问题时首先要考虑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当前的腐败问题之严重也不容许我们不把防治腐败的任务看得困难些），那么即使我们遇到再大的困难时也不会那么慌乱无措。由此，我们假定政府也是“经济人”，也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进行寻租，这是我们思维方式上的“就怕万一”。为杜绝这类腐败现象，就必须从制度机制上来防范腐败问题。当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反腐制度后，就能使坏人做不了坏事，而好人可以好好的做好事。其次，人的决策的理性是有限的。1978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获得者西蒙指出，由于知识的不完备性、能力的有限性和复杂的客观环境，人们所做的决策只能是有限理性。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使人们受道家、儒家文化的影响很重，在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与人为善文化氛围中，我们便假定了“人之初，性本善”。由此，我们假定了领导都是人民公仆，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便假定了所有领导都是人民公仆，而排除了其中的心存私心的“伪公仆”。因此，我国的反腐败活动只注重靠领导本身觉悟和提高党性修养来进行，从而滞后了法律建设和制度建设。正如君子国一样，依靠自身的党性修养来维持党员干部的廉洁，在建国初期确实起到了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少部分人首先在糖衣炮弹的面前变节了。这时，单靠党员干部自身的自律行为已经无法防治腐败，但由于法律、监督机制的滞后和不完善，这样的腐败行为没有得到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效的惩处，以至腐败现象逐渐蔓延，最后成为国人最为瞩目的话题。由此，我们应该深思我们反腐的方式方法。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承认“性本恶”的假设，就不会把反腐建立在党员的大公无私和纯洁的党性上，从而加强律法建设、制度和机制安排，从制度和机制上反腐，就不会有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最后，只有好的制度安排才是防治腐败的根本。如上所述，由于人们决策的有限理性导致了人类行为的不稳定性，而“经济人”的本性又驱使人们具有逐利行为，即具有腐败的天然动机。由此，要克服有限理性的弊端，最大限度的使行为更为理性，除了个人的训练外，更为根本的则是靠好的制度安排。因为制度安排就像我们的自然环境一样，在我们周围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