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律师第一人许多文章、资料中，都认为伍廷芳是“中国律师第一人”。其实并不准确。准确地说，伍廷芳应当是中国人取得国外律师资格第一人，曹汝霖才是真正取得中国律师资格第一人。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生于上海，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法学院（这可能是他与日本人的关系相对较好的渊源）。1900年回国后，在清政府部门供职。曾位至外务部副大臣。在民国政府中，担任过外交部次长、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财政总长等要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考研大军，研究生就业问题近年来也成为热点话题。官方发布的研究生总体就业率高达95%以上，但有的专业首次就业率甚至低至5.56%。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情况，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但多几个渠道了解信息，或许能在作决定时提供帮助。七成高校研究生就业率超95％凯程考研以"专业、负责、创新、分享"的办学理念，突出"高命中率、强时效性、全面一条龙服务"的特色，成为考研学子选择专业课辅导的首选。10年来已有千余位考生在凯程的帮助下顺利考取全国著名高校，引发业界强烈关注。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曹汝霖曾经是一以贯之的“卖国贼”（许多历史书上都是这么说的）。殊不知，曹汝霖确实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据曹汝霖先生晚年的自传《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记载，曹汝霖被盖以“卖国贼”之棺，还是有些冤枉的。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看到的史书上都说他是“卖国贼”。同样没有办法的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就是这样。后人要还原历史真相确实有些困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关于曹汝霖是取得中国律师资格第一人的说法，最初有些怀疑。后来又查阅了其他一些历史资料，发现曹汝霖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他的确是“中国律师第一人”。现将曹汝霖做律师、“卖国”期间的部分历史碎片串在一起，看看曹汝霖的一些具体情况。“司法部成立，新订律师条例，法庭诉讼可延律师，余即请领律师证书，尚是第一号，事务所即设在家中。时仲和任大理院院长，大理院与高等法院在一起，前清已新盖大楼。地方审判厅另设他处，仍是旧衙。时法官与我同学的不少，向来往还甚稔，因余为律师，为避嫌起见，与余戟门、林行规、姚次之、张棣生平素极熟之友人等，绝少往来，即仲和亦少见，见亦决不谈讼事。当时法官真是廉洁自好，对于讼案，慎重审理，散值后犹携案卷回家工作，可当得起清慎勤三字。各省法官亦蔚成风气，绝不闻有受贿情事。此种风格直维持到北方政府终结为止。余初作律师，除照章公费外，不计较酬报，听当事人之便。其时风气未开，请教者不多后有一案，一审判死罪，二审维持原判，上告到大理院。该案论事实应判死刑，惟因律无---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明文，情形特殊，第一审根据事实判处死刑，第二审仍维持原判，被告不服告到大理院，请我辩护。余即根据律无明文不能判罪为理由，大理院本是书面审理，遂将辩护状送进。结果原判撤销，改判无罪，于是被告全家老小，到我事务处叩头致谢，感激涕零，谓因家贫，只送些土产表示谢意。余亦不收酬费，连公费也免了。从此大家知道诉讼不能不请律师，且知道我以侍郎做律师，区区之名，不胫而走，从此门庭如市。余亦不管案件大小，来者不拒，每月收入，绰有裕余。后来，法政学生挂牌业律师者渐多，唐宝锷亦挂牌做律师了。有一次赴保定出庭，旁听席满，添设板凳，亦皆站满，大都为保定法政学堂学生，无非震于虚名，都来旁听。及返旅馆，见张灯结彩，大书欢迎曹大律师，暗觉可笑。晚饭后，有二十余乡民，跪在中庭，求大律师申寃。余出中庭，请他们起来，问要申什么冤？他们齐声说道，我们都是种地人，有跟人争田亩界线不清的事，也有争夺收成的事，告到地方法院，法官判得不公平。我们正在农忙时候，没工夫去高等法院上诉，等到农忙完了，上省到高等法院递呈子，挂牌出来，都被批驳，说上诉过期，不准上诉了，您想冤不冤？只好求大律师到京为我们想法申冤。其时监狱由清末新建，洁净有秩序，是为清末预备立宪而新盖者。至地方厅看守所，反逼窄污秽，秽气熏人，令人难受。论理看守所，为留置未决犯，监狱则为收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