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进程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和生活方式，它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儒家法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法律思想宝库，几千年来与中华民族相濡以沫，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逐渐法律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它经历了三种形态，三种演变。即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儒家法律文化以“礼治”形态为发端，以“法治”形态定型，最后以“礼法合治”形态构成完备的体系。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了维护礼的工具，礼成为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指导。“春秋决狱”是礼法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春秋决狱”这是儒家思想引入汉律的典型代表，它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无法律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其要旨是，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动机并以其动机有无恶意做为定罪量刑的首要条件，而首犯、从犯、已遂、未遂只是次要条件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论其轻”。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又说：“循三纲之纪，通八端之理，乃可谓善。”可见汉代在司法断案在无律可引时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夺。春秋决狱这一审判方法的推广，使得大批具有儒家经义素养的官吏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汉书·隽不疑传记》记载：西汉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称卫太子。诏使公卿大臣们辨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臣相御使中二千石等人都不改可否。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有人说：“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逃，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于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大批儒家进入司法机关，并且，在司法队伍中，司法官也迫切需要学习儒家经义以提高儒家素养水平。因此，司法官的知识结构越来越儒家化，司法队伍也越来越儒家化，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实践产生了实际效果。一直以来封建法制中，宗族思想在刑法中就占有重要位置，要求“君君臣臣”、“长幼有序”。在恶罪方面，除了侵犯皇权、挑战中央集权，就属违反家族伦常最为严重。民国时期的法律也保留了家长对子女的主婚权，刑法中有和奸罪；直至现代，中国法律仍承认家长对未成年子女的处罚权。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影响之深。它弥补了制定法的不足，并形成现代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思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刑峻法的局面，启动法制文明的进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动了律学的发展，使大批儒者进入司法机关，促进中华法系的承接性和系统性发展。由此可见，儒家法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经受了古代中国社会法律实践的考验，以其几千年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了它自身的存在价值。它从整个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生观、价值取向、道德操守出发，开创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文明古国的法律体系；并与中华民族其它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中华民族不朽的文明史，使古老而悠长的东方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篇章。同时中国法律儒家化也有着负面影响：增加了司法的主观性，导致司法擅断及腐败，在今天法官裁量权过大的今天依然存在此种不良影响；使法律失去其应有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甚至不利于今天中国的法制化建设；儒家思想中消极因素（三纲五常）得以---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扩张，强化了思想控制，形成了历代尤其是清朝残酷的文字狱。可以看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了现代中国。作为法学者应该深入研究其中的利弊，最大程度地除去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负面作用，了解法学的理论前沿和法制建设的趋势，运用法学知识去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为中国早日建成法治国家开辟道路。---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