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城市郊区化李和平章征涛王一波【摘要】快速城市化时期，我国一些大城市逐渐表现出郊区化特征。本文以城市郊区化为背景，从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市场转型期间，政府分权、土地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是城市郊区化发展的基础；以转型为切入点，分析了“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的政府企业性开发、竞争和再分配模式成为导致城市郊区化产生的主要动力机制；最后分析了新自由主义视角下城市郊区化所产生的空间特征和负面影响，试图从新的视角揭示中国城市郊区化更深层次根源。【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城市郊区化；动力机制；空间特征引言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是一种城市发展阶段，即呈现出城市不断向外扩散发展的趋势，属于一种分散型城市化①。西方城市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向后福特主义转型过程中，已经开始进入了城市郊区化时代，由最先的居住郊区化，到就业郊区化以及服务业的郊区化。而我国的郊区化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主要集中在国内几个主要的大城市［1］，并且我国产生的背景和西方国家具有明显的差异，包括出现的时间以及当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背景、当地的人文环境等等。西方的郊区化进程(特别是美国)与其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不如说是对种族，以及城市生活的逃避和恐惧［2］。相对来说，我国郊区化更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一方面表现为城市中心的集聚效应日益强大，另一方面还表现出城市的扩散效应。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国内特大城市已开始出现郊区化的演变趋势。而追述其产生的原因，国内学者认为我国城市郊区化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1］［3］［4］。而笔者认为政府干预下的郊区化模式，仅仅只表现在城市郊区化推动的层面，关于郊区化的研究成果中，往往都忽视了全球化和市场转型条件下“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城市郊区化影响这一重要的视角，尤其在国内尤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最为关键。原来由计划控制下的城市结构在这一轮城市转型中，逐渐被市场机制所代替，原有统一的城市空间逐渐被市场导向所打破。城市在“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下［5］，将资本和政府进行了重组，在城市发展中合理化并且促进了“增长第一”的方针。城市扩张成为城市空间重构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说，需要我们对当前我国城市郊区化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对我国城市郊区化发展进行新的思考。1城市开发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起源于1960年代的经济危机(在各个国家引起的失业率上升和滞涨现象)，战后保持稳定增长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而当时“镶嵌自由主义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国内外经济领域都面临垮台，原有凯恩斯模式已经失效，催促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兴盛。因此，在1970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实践和思考上随处可见朝向新自由的急剧转变。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要是强调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退出。新自由主义以市场为导向的方法不仅在它的中心地带北美和西欧，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政策上也影响强烈［6］，使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在中国获得了广泛认可［5］［7］。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在“四个现代化”的引导下，各种形式的国家结构调整和体制重建的引进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城市化制度在这个阶段进行，可以说市场力量在这个阶段成为主导。新自由主义的城市发展模式快速在中央的高度监督下展开，而最先在东部沿海---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城市展开，其理念是刺激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并希望促进创新和发展。市场价格机制被引入，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中央财政和事权被迅速下放到各个区域和地方，即一个根本的趋势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正由传统的中央集权、垂直管理向中央一地方分权方向转变。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行政和财政自主性，表现出对地方经济和投资的喜好。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城市更具有创新性，政府由原有管制模式逐渐转变为企业模式。哈维(DavidHarvey)认为由于于管理主义向企业型城市的发展，他们更加关注于资源的分配，即在城市发展中鼓励使用私人资本来发展城市［8］。而商品化和私有化为这种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