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崔晓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引言对新中国近半个世纪城乡关系的发展与演变应当做出怎样的分析和理论评述，不仅直接关系到对历史上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理解，而且，对今天以至将来的国民经济运行政策的把握也至关重要。新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主线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从一般意义上讲，工业化与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并完成的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应当是在此之后的一个更高层次的生产方式形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只能首先发生于欧、美这样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要同时发生。但由于当时特定的国际条件和中国国情，使新中国“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恩格斯语）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超前建立起来。新中国建立以前，我党一直把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作为夺取政权后的首要任务。建国前夕，七届二中全会和新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再次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解放后，毛泽东曾估计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还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说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我党在理论上还是明白的。但以后的实践证明，这种理论上的理解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尚有较大差距甚至相互脱离。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做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恩格斯更简明地指出：”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须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起初也想直接按照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去规范当时的苏维埃共和国，直接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列宁很快就意识到这样办不行。他精辟地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农经济占优势”。他还指出：“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列宁更加明确地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见《列宁全集》32卷，221—222页；《列宁选集》第4卷，571—572页；525页）。由此可见，马列主义在开始就认为至少在经济制度上是不能超越发展阶段的。很显然，滞后的生产关系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同样超越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也会出现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问题。新中国超前建立起来的是计划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由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践证明，对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有严重的束缚作用。但这决不排除在政治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列宁对这种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相分离的问题曾这样表述：“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