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悲哀和出路原题：荒漠悲歌——也谈中国文人前脚走进象牙塔，后脚迈入苦难门。这成了有成就中国文人之人生轨迹。追求成功、实现自我乃人之向往。文人尤为如此。然文人的成就往往和苦难与悲剧联系在一起。悉数中国文人，无不用生命谱写一曲曲悲歌。儒教奠基人孔子，为宣传“仁政”思想四处游说，被鲁国国君驱逐，潦倒一生写《春秋》;法治思想首创者商鞅，为巩固帝王集权倾其一生，践行“依法治国，法不言情”，为大秦崛起奠定了法制基础，然终被统治者不容，难逃车裂之刑;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披头散发行走荆楚大地为美政，看不到光明的屈原终纵身汩罗江。到了秦始皇时代，为了加固皇权，对文人的迫害开始升级，禁言禁声禁书籍，不惜把460名儒生活埋黄土，不吝对史书文集焚烧殆尽。从自以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的始皇帝带头称朕、开始搞神化以后，文人的厄运亦沿着“焚书坑儒”的道路绵延下来，后来的统治者纷纷效尤：汉武帝搞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朝东厂西厂的特务机构等都专门以施行这种“清洗”;明末袁崇焕以儒生身份执掌军机，连打胜仗，保边关十年，然终被冠以“汉奸”等罪名被处死;明朝大兴文字狱延续到了康雍乾。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2年(1663年)到乾隆53年(1788年)的126年间，著名的文字狱就有107个(《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4期)。为推行封建专制，从文化入手，钳制思想，手段升级。除了为文人及异见者设定一系列鸿沟、不得逾越的禁区来禁止任何形式的监督、批评外，甚至不准对其错误的主张进行谈论，不准知晓真相，不准为深受病态体制不公正对待的民众进行呐喊、援助，更不准将批评其的语言进行传播、交流。一旦有人踩入了“雷区”，除了当头棒喝，更以非常肮脏黑暗、隐蔽、卑劣的手段逮捕，罗织罪名，用强盗逻辑收监、审判、定罪。弱者在强者面前总是有罪的。之所以说中国文人是在用生命谱写一曲悲歌，就在于中国文人具有鲜明的个性，就在于中国不仅是个坚守集权统治始终如一的特殊的国度，就连对待文人这个问题上也具有特殊性。文人有个性，这个性就在于文人永远不识时务、永远对现实不满，在其内心最深邃的地方构建着一种超越所生存的环境的理想美好乐园。孔子、屈原莫不如此。文人有个性，这个个性就在于文人具有由独立思考、不断探索的精神，他们在苦苦地思考、苦苦地探索、苦苦地追求、苦苦地等待，等待春风吹开冰封的土地。他们往往在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既如此，他们也就理当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文人有个性，这个个性就在于他们坚持个性、不知悔改，“虽九死其犹未悔”。文人几乎是失意的代名词。不坚持就没有失意。这便注定了文人是历史悲剧的承受者，他们探索时代真理并为之殉难。中国在对待文人方面的特殊性表现在：一方面，有着“遵师”之风，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发现种植谷物的神农氏、发明构木为巢的有巢氏、铜器和车船的发明者炎帝等，无不被遵为“帝”或“圣人”。但是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却又有一种仇视文人的传统。孔子算是文人吧?被鲁国国君驱逐，墨子算是文人吧?被宋国国君囚禁。特别是到了秦王朝，“焚书坑儒”把对“文人”的摧残推向了一个高峰。造成对待文人的这种矛盾性和特殊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权欲盛行的社会，皇权者既需要文人的才华为其唱赞歌，又惧怕具有探索精神的文人将其进步思想和文明理念传播。在这样的环境下，文人的理想常常在权力的铁锤下被捣得粉碎。我们的悲剧在于历史的幽灵仍游荡在中国大地。尤为不幸的是，这种仇视文人和知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分子的传统也传到中共党内。早期的李大钊等均为知识分子，但是“八七会议“之后，王明、张国焘等叫嚷要“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据康克清的回忆，当时“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到了文革时期，把对文人的摧残演绎到了极致，文人和大批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著名报人邓拓，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不堪受辱，写下《与妻诀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