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原因新探写中央苏区的文字，颂扬者居多，批评者也不少。黄道炫著《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截取1933-1934年中央苏区全盛到败走这一时段，着重探索以往基于政治考虑而被忽略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力求追寻原初的历史面貌;以当年的而非后来的，描述的而非价值评判的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考察历史的本然进程。正是作者对历史的敬畏和谦卑，成就了这本以客观平实为特色而令人信服的良史。革命源流：物质利益和精神鼓舞革命，多由知识分子发起。20世纪中国发生的反满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莫不如此。先有主义党派，后建军队政权，再由党政军动员群众，占山掠地，夺权建国。反思中央苏区革命，首先遇到的是革命源流问题。中国社会发展缓慢，各地之间极不平衡。以土地占有情况来说，中国东南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赣南、闽西地区又小于这个水平。“以往关于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在有关调查中没有得到证实。”(该书31页)土地较为分散的赣南、闽西地区，竟成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中心，可证原先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天然联系起来的说法站不住脚。通常认为穷则思变，革命源于贫穷，固然不无道理，但当年赣南、闽西却非大贫大穷之地。赣南粮户年有剩余，农民可以吃饱饭，并有山货可换必要日用品。革命，给农民带来的生活改善有限。1932年大灾，粮食短缺，加上频繁的土地变动，农民生活未升反降。姑且不计政策过激，仅大批党政人员涌入，军队激增，粮食供应紧张，就是重要因素。1933年春荒，富田人“甚至吃草”(260页)，博生县有人吃药自尽，兴国黄塘区有人为争两升米把兄嫂活埋(261页)。第五次围剿开始，国民党加紧封锁，粮商囤积加价，粮荒严重。随着政府强行收粮借谷政策出台，农民生活更加艰辛。而在“赤白对立”的边界地段，生存状况恶化，“赤区农民感觉革命后更痛苦”(350页)。总之，在不得不承认贫穷是革命的温床的同时，也不能说在某一地区革命就一定是由贫穷造成的，须知不少是“被革命”的。中共发动农民革命时所运用的平分土地的物质利益策略，对农民仍有吸引力。将地主富农占地强行拿来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之外，还有大量公田可供平分。赣南、闽西宗族势大，公田占20-50%，属宗族集体所有。轮耕经营，由族中年长有威望者管理，并受农民自发监督。中共把公田分给农民，由集体所有转为个体占有，这对于注重实际利益的农民来说，其影响虽不能高估，却也非同小可。分到土地和财物的农民“一尝其味，绝不会轻易忘记”。他们“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皮干起来了”。他们说：“只要分到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71-72页)很---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多人在尝到分田地、分财物的甜头后，便把自家和革命绑在一起，跟着共产党走了。这正是发动者乐见的结果。除开物质利益，农民也注重精神利益。人生在世，不论文化高低，都渴望受人尊重，得到认可。农民的身份意识，长期被漠视，处于沉睡状态。中共通过政治鼓动，向农民宣传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使其抗争意识逐渐觉醒，这是农民拥护中共、投身革命不可或缺的政治、心理因素。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恰与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大小相一致。而在农民负担日益加重(1934年政府借谷、公债等，平均每人负担超过3元)的情况下，仍然得到大部民众拥护，没有精神上的慰藉是难以做到的。游民也有参加革命者，多以改变其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窘境，或借机报仇、发财、做官、讨女人等为目标。游民在中共队伍中，可以发生正面作用，也可能发生负面影响，直接或间接制约中共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制订和贯彻。胡绳说“党内一直有游民习气，当不可小视”。用武力推动革命在夹缝中求生存就苏区革命的进程来说，大多数地区是中共红军把革命送到农村，而不是农民自主发展革命。相当多的农民，更希望有人能够替他们创造出幸福，双手送给他们，而不是铤而走险。中共领导的军事斗争，是将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而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