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双重文化人与文化双重性近现代”是西方文化向全球稳步扩张的时代。我们可以将文化视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的观念、习俗、技艺、艺术等等，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本文所说的文化双重性指一个人对两种不同文化的共时性参与，语言双重性指一个人对两种语言的使用。语言双重性是文化双重性的一个有力的和具体的例证。双语者和双重文化人有别于单一语言和单一文化背景的人之处在于：他们有一种潜在的能力进入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系统，在两者之间进行解释，甚至进而成为两者的超然的观察者，在两者的交融中创造出新的复合词。今天我将以新的思路来解读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双重文化人。他们的命运和我们对他们的看法都深受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这样的历史潮流的左右。中国革命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不仅反对西方国家和日本在政治-军事上的支配，而且反对它们对于文化的支配。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双重文化人就像那些为外国的商业利益效劳的“买办”，意味着耻辱或者被遗忘、被革命历史的大浪潮所抛弃。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近现代中国的主要社会力量是普通“群众”，尤其是农民——最少接触西方文化的人；和他们相比，近现代中国的双重文化人似乎无足轻重。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使人们很难冷静地讨论双重文化人和文化双重性在近现代中国所起的作用。双重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总体上被视为“半殖民地”——不仅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与此同时，双重文化人也被贴上“买办”知识分子的标签而受到打击和排斥。然而历史的真相是，双重文化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那些明显的事实无庸赘述：1949年以前近现代中国理工科领域的带头人大多数都来自于从西方归国的留学生这一双重文化人群体，而到了八、九十年代，这样的情形再一次出现。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西方到底在技术上比较先进。但是实际上其它一些重要领域也是如此，虽然不那么显著。孙中山可能是近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双重文化人。他少年时代去了夏威夷，进入当地的一所教会学校念书，随后就读于香港的皇后学院，此后又在香港爱丽丝医院附属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运用英语和汉语同样自如，差不多---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双语者。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以孙中山以及后来的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高层领导小集团中，双重文化人占相当比例。众所周知，孙中山本人娶了宋庆龄为妻，后者毕业于女子学院，辛亥革命之后曾经担任过孙的英书。宋庆龄的大姐宋霭龄嫁给了受过西方新式教育的孔祥熙，孔祥熙后来出任蒋介石的财政部长。毕业于韦尔兹利学院的妹妹宋美龄则嫁给了蒋介石。她们的兄弟宋子文毕业于哈佛大学，他因英语比汉语更加流利而著称，据说他即使在中国也不改日常用英语交谈的习惯，阅读中国书籍也大多通过英译本中华民国的高层领导中还有许多其他双重文化人。不难想到，他们在外交机构中表现杰出：陈友仁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出生于特立尼达，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是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重要的外交官，并在收复权利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个杰出人物是陈友仁的继任者、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顾维钧，他先后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学院和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受教育。尽管不像外交界那么引人注目，法律界名人中同样也多见双重文化人。西方法律在民国时期成为中国法的范本，因此该领域也需要谙熟英语和其它欧洲语言的人才。譬如伍廷芳，他出生于新加坡，在香港圣保罗学院受教育，在伦敦接受法律训练，晚清时期作为清政府的钦差大臣和沈家本一起改革法律。另一个例子是王宠惠，二十年代公认的“中国首席法学家”，及国民党民法典（1929-1930）的主要起草人，他出生于香港并在当地接受双语教育，后来入读耶鲁法学院。在近现代经济领域的名人当中也不乏双重文化人。例如，曾经在圣约翰教会大学就读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出身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纺织业“巨龙”唐星海；还有同样也是毕业于圣约翰的荣毅仁，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继承了“面粉大王”荣德生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