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剧变背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2016年最大的政治惊喜是―每个人都如此惊讶不已。不过我并非后知后觉：2008年危机后不久，我写了一本书指出，经济崩溃之后将是对政治制度的信心崩溃，时差大概是5年左右。此前我们曾目睹过这样的事件序列。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描述过的，全球化第一次崩溃的后果是一系列改革法案，为工人阶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一战后英国帝国主义崩溃，带来了罗斯福新政和福利国家。1968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崩溃之后，是撒切尔夫人-里根革命。在拙著《资本主义4.0》（Capitalis.0）中我指出，2008年危机所预兆的第四次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性崩溃之后也将发生可比的政治剧变。当某种资本主义模式取得成功时，物质进步缓解了政治压力。但当经济失灵时―且失灵不是暂时性阶段，而是深刻矛盾的症候―资本主义的破坏性社会副作用就会成为政治毒药。2008年后的情况正是如此。当人们认为自由贸易、去监管化和货币主义的失败正在导致持久紧缩和预期下调的“新常态”，而不仅仅是一场暂时性银行危机时，不平等性、工作岗位损失以及前危机时代的文化断层便不再被视为合理―正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沉重税负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时期不再被视为合理。如果我们正在经历这种转变，那么试图解决具体针对移民、贸易或收入不平等的怨恨的渐进派改革家将败给调整一整套制度的激进政客。并且，从某种角度来说，激进派才是正确的。“优质”制造业岗位的消失不能归咎于移民、贸易或技术。但是，这些方面的经济竞争固然增加了总国民收入，却未必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分配收入收益。这样一来，需要在至少?筛龇矫娼?行有意识的政治干预。首先，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保需求增长始终能够与技术和全球化所创造的供给潜力齐头并进。这就是最根本的凯恩斯主义洞见。回归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也许是即将履新的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经济红利，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取代效率低下的货币刺激。眼下，美国也许已经准备好抛弃央行独立性和通胀目标等货币主义信条，将恢复充分就业作为需求管理的最重要目标。与此同时，在政府干预社会结果和经济结构方面，需要另一场更加关键的思想革命。市场原教旨主义掩盖了一个深刻的矛盾。自由贸易、技术进步和其他促进经济“效率”的力量被包装成有利于社会，哪怕它们伤害了个体工作者或企业遭。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原理是一切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道德主张的基础。政策自由化只有在政治决定能够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将一些收益从赢家手中再分配给输家的假设下才能在理论上成立。但如果政客在现实中反其道而行之，结果会怎样？---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通过金融和贸易去监管、加强竞争、削弱工会，政府创造了要求“劫富济贫”的再分配的理论条件。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鼓吹者不但忘记了再分配，他们干脆禁止再分配。今年的政治剧变后，社会收益与个人损失之间的致命矛盾不可继续忽视。如果贸易、竞争和技术进步要想成为资本主义下一阶段的推动力，就必须辅之以政府干预，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奉为禁忌的方式把增长进行收益再分配。打破这些禁忌未必意味着回归20世纪70年代的高税率、通胀和依赖文化。正如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作出调整以同时实现失业和通胀的最小化，再分配也可以设计为不仅仅是将税收回收为福利，而是在工人和社区因为全球化和技术变化而受到冲击时给予更加直接的帮助。政府不应该提供现金救济，让人们从工作状态转为长期失业或退休，而应该通过用地区和行业补贴以及最低工资法等方式支持就业和收入，从而实现收益再分配。这种类型最有效的干预是将钱用于高质量职业培训以及工人和毕业后学生的在培训上，打造一条通往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非学术道路，德国和北欧国家即是明证。这些政策看起来显而易见，但政府往往南辕北辙。它们降低税制的累进性，削减教育、产业政策和地区补贴支出，而将钱用于医疗、退休金和现金救济，鼓励人们早早退休和失能。再分配与低收入年轻工人渐行渐远，而他们的岗位和工资真正受到贸易和移民的威胁；反之，再分配又有利于管理和金融精英以及年长退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