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革命:摇晃的中国辛亥革命是近代史学界的一个大题目，在我的记忆中，每逢五逢十的纪念，史学界总会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术讨论会，出若干册讨论文集。但是，这个大题目，却不见得因此做得特别好，总有些问题，海峡两岸都拎不清。近代晚近一点的历史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辛亥革命，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性的事件，怎么研究，都难以逾越符号划定的雷池半步。过去研究革命或者起义，尤其是改朝换代成功了的革命和起义，大抵有个套路，无非是被推翻的王朝腐败透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然后有人振臂一呼，群起响应。但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朝，其实不是这样。记得史学界曾经按照过去的套路，根据档案统计过辛亥前夕民变的资料，发现辛亥革命前一年，全国民变可统计的大约有一万起规模都不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点“民变”，委实算不上什么民变蜂起，更休谈天下大乱。朝廷新政引起的反抗，居然少得出奇，连废科举这样的大事，竟然也波澜不惊。谙熟中国政治的《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里循为此十分兴奋，由此预言中国的改革会十分顺利。当年的所谓民变，除了土匪和会党的扰乱之外，真正民间的骚动，主要集中在丈量土地和清查户口上，至于地方自治和教育改革，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弹。被后人渲染的“烧学堂，打先生”的运动，其实只是山西少数地区干草会搅和出的小骚乱，只能算是茶杯里的风暴。只要摸过辛亥前后的社会史料，会发现，其实辛亥年之前中国社会相当安定。跟此前相比，很多过去匪患严重的县的知县有了自己掌握的武装，用洋枪装备起来的“小队子”剿匪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同时，由于地方自治的开展，乡镇一级有了乡绅主导的自治机构过去县里管不过来的轻微的治安案件，也得到治理。很多绿林好汉，盐枭土匪，比如广西的陆荣廷，奉天的张作霖，扬州一带的徐宝山，都接受了招安，然后卖力地为政府剿灭从前的同道，成绩斐然。因此，辛亥前的匪患，比之新政之前，整体上是在减弱。如果说，那个时代有主旋律的话，新政时期的主旋律是立宪。不仅原来的维新党人呼吁，地方士绅响应，连朝中的大臣，分量最重的袁世凯和张之洞，都主张立宪，满臣中的佼佼者，端方、那桐和良弼，都是立宪的热心人。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最终朝廷也答应---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了立宪，而且在九年预备立宪期间，真抓实干地做了准备，各省选举了咨议局，朝中有了资政院。后来有人比较了资政院和民国后的两届议会，发现就数资政院的议员水准高，议政水平也高。清朝最后几年地方士绅的立宪请愿，声势浩大（就缩短预备期而言，其实也不是没有成绩）。可是，除了立宪之外，这个国家还有其他的声音，这就是革命。孙中山的革命党，在辛亥前，没有成气候。只能算是“星星之火”。革命对清朝最大的威胁，是一九一○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此番暗杀，接近成功，如果一旦真的成功，其影响力其实比所有的起义加起来都大。相比较而言，革命党人的宣传，对中国后来的进程影响还要大些。当时的这种宣传，主要是排满，强调满人对汉人的二百多年的虐待，尤其是清初满人入关时对汉人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变革的关头，这样的民族主义宣传，对于清统治者而言，的确消解了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操作的空间变小，让他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坏，一旦犯错，就可能引发汉人士绅“非我族类”的联想。可惜，立宪的主旋律，在一九○八年光绪和西太后两个成熟的政治家死后，在当家的满人少年亲贵手里，最终变调了。这些年纪不过三十岁的年轻人（摄政王载沣当家时二十五岁），少不更事，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从来没有到底层历练过，但却一下子当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家，想不犯错很难，而且一犯，就是要命的错。错在抓权，把权抓在自己手里。把汉人手里的权力收归满人，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然而，清末政治格局，满轻汉重，内轻外重，已非一日，满人政治能力又大幅度退化，如此收权，谈何容易搞皇族内阁，有计划地换掉汉人官僚，甚至把地方的路矿权也收回中央，就过于赤裸裸了要知道，在立宪的主旋律里，除了少数前维新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