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史》——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理解》《诗经》的产生和成熟几乎与《荷马史诗》同时《源氏物语》比三国水浒早300年古代知识分子被要求同时参加文学政治和哲学易经尚书论语孟子等儒家的哲学欲以有差别的爱来使人类得到幸福，墨子则以无差别的爱，老庄以忘却爱及其他事物的价值，韩非子以法的秩序。《诗经》式的抒情诗在孔子以后的三百年间几乎没有作品被记录并保存下来（西汉大赋倾向于客观，《史记》倾向于悲观）史记提出一种怀疑:推翻以前的各种哲学的乐观（它们认为人类依靠某种意识形态就能得到幸福），以为无论依靠什么意识形态都不能完成对于人生的说明。作为诗经后裔的抒情诗，这时期在赋与史书这两大叙述性文学的笼罩下，仅以“乐府”“古诗”之名保存下来的不为读者所熟知的数十篇作品，其所喜欢歌咏的内容，也是对人生的怀疑，对人之渺小的悲观。抒情诗为知识人所采用并此后长期成为这个国家的文学的中心形式，是从三国特别是三曹开始的。五言诗是主要形式，四言七言是从属形式。曹植把表白个人性质的热情特别是以友情为素材的个人性质作为诗的使命。这个国家以后的诗歌把友情看得比异性间的爱情还重即以此开端。同时，热情昂扬增加了人们从汉代点燃起来的怀疑、对人之渺小的敏感。怀疑和敏感不久就发展为绝望，同期的阮籍以诗来表现其绝望的哲学，美文大家陆机则用修辞深化绝望。三国六朝时期也是由司马相如所开始的美文的极盛时期。当时的中国是贵族政治时代，社会等级的固定削弱了对政治的欲望，所以相比较而言，当时的文学是最为非政治性的，甚至有时还是游戏性的。这与日本平安时代的和歌情况相类似。晋宋时期，思想是作为美文的保证而存在的；齐梁时期，在沈约等人完成了声律论的同时，变成了失去思想和个性的美丽词句的耽溺。文学成了绝望心理的逃避场所。唯一的例外就是陶渊明。清算六朝对于人之渺小的过度敏感的大诗人，首先是李白杜甫，其次是韩愈白居易。他们首先确认:文学并非语言的游戏。李白所想的是个人生活的充实，杜甫的则是理想社会的可能。李白是绝句的完成者，杜甫是律诗的完成者。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实际上是对历来的美文加以反抗的新的自由文体，是司马迁开创的史传文学的变形。这种新的散文文学的完成，还有待于宋朝的散文家欧阳修。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在文学上是有意识地以唐代完成的抒情诗和宋代完成的随笔形式的散文文学——“古文”这两种形式为中心而发展的。趋向复杂的社会形式与文学参与者的增加相结合，不断开拓着诗和“古文”的新素材，特别是出自日常生活中的素材。同时，参与者的增加也导致了热情的淡薄。怀疑在进一步地减弱，对于人类的客观一般地在增加。然而怀疑的减弱却难以使新的素材像唐诗那样地去接触无限制、不确定的事物。包括宋诗也是如此。宋诗里的新题材的开拓，达到了对于新题材的不加选择的地步，这是特别显眼的。因而往往遭到如下非难:宋诗不过是把应由散文叙述的题材用诗来叙述而已。也许可以认为:诗的时代已经逝去，正在像散文的时代转移，以致连诗歌也散文化了。而且，其所增加的乐观，经常止于各种小的乐观，这也是作为市民文学而不可避免的。经常处于失去热情状态的文学——诗歌和“古文”，往往在民族命运濒于危殆时才恢复其热情。意识到诗和“古文”是过去文学的持续的同时，产生了一种与过去没有多大连续性的文学，即基于空想力的虚构的文学。小说从宋代起显示出它的微弱存在，明代成为显著的存在；戏曲至元代风靡一时。这是文学从那种题材限于实在经验的风习中获得的解放；而且其用语为口语，故又是从那种把具---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有一定规格的文言写作作为文学用语的戒律中获得的解放。这两个解放，也可以看做文学的方向从诗转向散文的一种表现。不过，无论小说或戏曲，由于是虚构的文学，又是口语之作，尽管经常拥有诸多受众，却仍为文学附庸，不被承认为文学正宗。在三千年的文明史中，作为重大的例外，只接受了一种异域的文明，那就是六朝与唐时所盛行的佛教。唐诗形象的丰满间接受了由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