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楼主裴胜崇2011-07-1916:57因为成功组织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等巨大型国家活动，也是因为有效应对了四川汶川大地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巨大危机，这些年来，“举国体制”似乎已经成为描述中国模式的一个关键词，似乎中国和世界上其它体制的不同就在于“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另外一个名称是国家动员体制。应当看到，这种体制在一定的环境下的确能发挥出巨大的优势来。就是说，国家有能力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办一些大事情或者应付大危机。不过，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体制最成功的地方，也往往是其最脆弱的地方。如果和西方体制作一比较，人们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如果说中国是国家动员型体制，那么西方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市场动员。简单地说，在西方，如果市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平衡市场力量，那么危机必然发生。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这样，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是这样。反之，在中国，如果国家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平衡国家力量，那么危机也必然发生。历史地看，“举国体制”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典型的“举国体制”，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把社会的每一个经济细胞都组织起来，在短时期内来达成国家设定的目标。“举国体制”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汉代的《盐铁论》就已经把“举国体制”的道理说得很清楚了。《盐铁论》的主题就是论述国家为什么要垄断关键商业活动，其所举的理由都和国家动员有关，主要包括国防军事、应对危机、基础设施建设和“平准市场”。在西方近代国家产生之前，中国就已经实现了举国体制，有西方学者把此称之为“水利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说，很难质疑国家的这些功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论述到了政府的功能，包括提供公共秩序（尤其是法治）、基础设施和国防等。即使是在西方，近代以来，总趋势是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典型的经济国家主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但问题在于，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在西方，政府从属于市场。尽管从总体上看，政府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但政府毕竟还是市场的一部分。无论是规制型国家（国家对市场进行规制）还是干预型国家（凯恩斯主义），政府和市场之间仍然有明确的边界，两者不能互相取代。但在中国，市场从属于政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空间在扩大，其功能也在不断强化，但市场还是政府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只是政府实现其经济社会目标（或者政治工程）的一种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根本不可能像一些经济学家所说出现了凯恩斯主义。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远远超越了凯恩斯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国家主义。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边界，尽管在不同国家，两者之间的边界划在哪里是不同的。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间存在着区别。总体上看，在后发展国家，政府的作用要比先发展中国家的大。例如在欧洲，英国因为其最先得到发展，其自由市场的空间远较后发展的德国和法国大。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这个边界应当划在哪里的看法也不同，这可以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和当代的不同经济流派的不同意见和主张中看出。但所有这些都不会妨碍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所以，在西方，每次经济危机发生，人们总会强调政府的作用；而每次危机过后，总会强调政府要及时退出市场领域，还空间给市场。上一世纪30年代危机前后是这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情形也是这样。实际上，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在西方，市场经济被视为正常，而政府经济被视为不正常。尽管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很多人就忙着寻找政府的“退出”机制。还必须指出的是，因为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着边界，政府在努力寻找和发展各种制度机制来和市场发生有效关联。一方面，政府必须发展出有效的制度，保障市场、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这样政府才能把税基做大；另一方面，政府也必须发展出同样有效的制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