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及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启示张龙（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辽宁大连116029）摘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与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原因十分相似，即尊重客观规律和避免政治危机的出现。而新经济政策夭折的原因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瓶颈阶段的困境又十分相象，即受意识形态的禁锢和缺乏相应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剖析新经济政策夭折的原因对于坚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具有深刻启迪，适时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持续深入发展，解决民生问题，避免社会危机，从而推进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全面、稳定发展。关键词：新经济政策；政治体制改革；启示一、出台新经济政策的过程解析新经济政策的出台经历了领导人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这其中伴随着农民的抗争，以致政治危机的出现倒逼国家出台新的经济政策。第一，领导人认识过程追溯人们通常认为新经济政策是由列宁首先提出的。第一次明确将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记录下来的文件是1921年2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起草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初稿的开头写道要“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收走余粮）的愿望。”[1]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在1920年12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农民的这些要求，建议制定农民可以把完成了国家义务后剩下的粮食来自愿换货或者按照商议好的价格出售的粮食政策。列·达·托洛茨基早在1920年3月就向中央提议改变对农民的政策。他断定余粮收集制不仅破坏了农业，而且险些彻底破坏了国内的整个经济生活，无论怎样加强征收部门的工作都不能得到所需的粮食数量。然而尤·拉林在1920年1月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曾建议取消余粮收集制，实行比余粮收集制低一半的实物税，通过自由交换的办法从农民那里得到余下的全部粮食。而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原孟什维克拉林更早在1918年春，连同其他一些国家负责工作人员就坚决反对建立粮食专政。他们在1919-1920年间用农民更能接受的经济关系体系和恢复自由贸易代替粮食专政的多次尝试中一直担当着主要角色。可见，习惯于把伟大思想与伟人联系在一起的思维定势往往是不靠不住的。领袖至上现象是首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革命风暴、大动荡、不成熟的民主和群众愚昧论的典型产物。第二，农民的呼声为起草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法令而使用过的文件证明，当时列宁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这次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经济的措施的决定。但多数共产党党团成员仍然非常保守，很多党员认为，1919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宣布的同中农建立联盟的方针是错误的，他们的任务仍然是“同农民和资本家维护（或恢复）商品生产的各种尝试进行斗争”。[2]即使对农民境况表示极大同情的米·伊·加里宁也十分肯定地说，如果自由贸易得到批准，“那么我相信，用不了两年，我们将不得不再进行一场革命来反对新生的资本家”。[3]但事实是只要存在个体经济，市场就不可能消失。自---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客观要求是农业生产者的一贯口号。即使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市场也以一种畸形的、半公开的形式存在着，为了刺激农民经济，就必须限制余粮收集制，从而把余粮收集制变成类似税收的形式。类似情况在斯摩棱斯克省1920年夏秋就发生过，当时那里实行了一种独特的最低限度的新经济政策。党和国家领导人意识到农业中即将爆发一场灾难。1921年1月，粮食和运输形势骤然恶化，国内战争有再度升温的危险，从复员兵中获得了补充力量的农民起运动不断扩大就是证明。一些部队的情绪变得不安起来。此时，多数党员才明白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不仅要靠国有工业，而且要靠农民商品经济和市场。著名学者和国务活动家恩·奥新斯基在1920年9月5日的《真理报》上承认，粮食政策是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农民经济只有在公开的自由市场的基础上才有活力。后来这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成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此时列宁作为真正的革命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