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西部开发与民族复兴研究中华民族的复兴就不能不注意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留给中国近代工业的苦果，是它破坏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民族性和自然性。具体表现是其运行并不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以资本输出国的利益为最终目标的。这个过程在1949年以前曾出现过两次由资本输出国变换而引起的殖民工业流向的变换。第一次是西方殖民工业在东南沿海登陆。鸦片战争促进了中国近代殖民工业在中国的产生和形成。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他们的商品并掠夺原料。《南京条约》、《天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近代工业的发生范围，同时也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殖民工业的市场。这一时期的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产生了经营农产品加工的官办工业和“外资”企业，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4%，开始形成了全国第一批较大的工业点。甲午海战的失败，意味着中国自然经济的北方防线崩溃，促进了中国工业经济以日本帝国主义利益为中心的重心北移。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法德俄等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随之而来的是日本资本开始在中国加强。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会议，制定了全面侵略中国的计划，开始推行全面占领中国工业市场的战略。首先，日本在东北大力投资扶持重工业，建立了煤铁中心和钢铁工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化学、机械等直接服务于军事的工业；开发了东北的水力资源，以水电为主，建设了电网，为进一步推行侵略中国的战略提供了廉价动力。这样，东北的重工业围绕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目标很快就在全国上升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其次，日本在华北的重点是击垮中国的民族资本，掠夺华北资源，发展轻工业。抗战前夕，青岛已有50万纺绽，天津已有33万纺绽，与上海并列。这样，青岛、天津、上海成为全国三大殖民工业中心。最后，日本力图摧毁中国南方工业：八年抗战期间，南方工业急剧衰落。上述事实表明，由鸦片战争至抗战结束期间的殖民侵略及其相应的资本输入，确实给中国带入了近代工业，但也必须指出，这种工业从来就不是为中华民族利益服务的生产力除了极其有限的进步因素外，这种殖民经济对中国产生了双重负面影响：一是它的每次变动都是以牺牲中国民族经济为代价的，代价的大小则视民族资本与输入资本的冲突程度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定，而不管中国民族市场对某种商品的需求程度。二是由发生于东南沿海的殖民战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殖民工业破坏了中国民族工业生产力的自然发育过程，继而导致至今尚未消除的中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现实。其具体表现为：工业生产力与其所需的自然资源在空间上严重脱离。拥有工业资源的内地和西部地区都不占有与其资源相吻合的工业生产力；而工业产值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却不具有像内地和西部所具备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如此，更糟糕的还在于，中国发展农业自然条件最好的东南、华北沿海地区又是中国工业产值最高，而工业动力资源相对较少的地区。工业与农业在同一自然空间发展导致在一个自然空间竞争：少量的可耕地被大量工业用地挤占，工业污染又导致对农业自然资源的破坏。从长远看，这都将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及民族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造成基础性的破坏。这说明，近代殖民历史留给我们的工业不改造为我们民族的生产力则不能利用。形成民族生产力大致要有两个标准：一是这种生产力应尽可能地与本国的自然资源相结合二是这种生产力应与本民族的市场相结合。不然，这种经济就不能围绕着民族的目标和利益运转。中国真正的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民族化的进程始于1949年。1949年新中国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并使之转入民族经济的轨道。这个过程大致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政府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改变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留下的畸型的生产力布局。我们可以看出，从“一五”到“六五”期间，中国政府一直注重于对中国内地和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和开发。40年来，内地工业产值增加40多倍，相当于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倍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0.6%上升到1983年的40.5%。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了重庆、成都、渡口、自贡、贵阳、西安、兰州等一系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