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與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中的環境議題朱曉勤*一、提出一個積極議程的必要性關於環境與貿易問題要不要納入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成為一個新的議題，曾經是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引起激烈爭論的一個話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起先強烈反對將該問題納入未來的貿易談判中，但是隨著爭論的進一步發展，發展中國家不再繼續堅持這種反對。這是由於以下原因的存在：（一）從1998年WTO上訴機構對“蝦和海龜”（Shrimp/Turtle）一案的裁決來看，它已使多邊貿易體系如何進一步融合環境因素產生了新的不確定性。該項裁決第一次傾向於環境保護，承認各成員方有權為環境保護的目的而採取適當的貿易限制措施，這一點受到了發達國家的普遍歡迎，但同時也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政策帶來很大的衝擊。發展中國家被置於這樣一種處境：他們或者必須求助於一種可訴的制度，包括在判例法的基礎上分析環境與貿易問題；或者必須對環境與貿易問題進行預防性的研究以避免衝突。而對後者而言，一個積極的議程將是有所助益的。（二）對於由發達國家提出的具體的環境與貿易方面的建議，發展中國家特別關注和警惕的有三個：第一，對《GATT1994》第20條進行修改，規定更多的與多邊環境協定（MEAs）相一致的貿易措施，包括對非締約方的歧視性貿易措施。而這有可能導致單邊措施的濫用。第二，就以“與產品性能無關的產品生產方法”（non-productrelatedproductprocessmethods,NPR--PPMs）為基礎的出於環境目的的貿易措施，特別是生態標籤問題，達成和解。第三，擴大預防性原則的適用範圍。發展中國家擔心這些問題可能損害他們的經濟和貿易利益。應對這種壓力，發展中國家如果能夠提出自己的環境議程，一旦該問題進入談判程式，發展中國家就可以堅持對自己有利的觀點。隨著多哈部長會議的召開，可以說環境與貿易問題能否成為一個新議題的爭論已經塵埃落定。各成員已經同意就貿易與環境領域的一些問題立即展開談判，同時要求貿易與環境委員會（CTE）主持工作計畫中的相關工作。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唯有積極參與環境與貿易議題的談判，明確亮出發展中國家自己的立場和觀點，才能確保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要求得到充分考慮。否則，發展中國家只能被人牽著鼻子走，重蹈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被動接受”的覆轍。二、在環境與貿易領域存在的不平衡發展中國家反對將環境與貿易問題納入談判議程的事實並不表明發展中國家輕視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這實際上是由於在環境與貿易領域的實踐缺乏平衡，導致發展中國家往往被迫採取防禦性的姿態。在環境與貿易領域的不平衡主要---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在貿易與環境委員會中的討論忽視發展中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普遍不滿的是環境與貿易問題的辯論所涉及的內容是片面的。在貿易與環境委員會（以下簡稱“CTE”）中的討論基本上集中於發達國家感興趣的問題上，如對《GATT1994》第20條規定的修改，及以“與產品性能無關的產品生產方法”為基礎的生態標籤問題。特別是，發達國家之間就生態標籤在市場准入中的作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而環保標準、技術規章、產品的包裝和回收，這些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潛力極為重要的問題在這場爭論中被棄置一邊。這場爭論的結果是，許多發展中國家越來越意識到，將焦點從與其有特別利益的產品轉向“產品生產過程”（ProductionProcessesofProducts,PPP）——這是授予生態標籤的依據，將導致對其產品出口的又一貿易壁壘。這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令人厭煩的（burdensome）標籤要求太容易被用作保護主義的掩飾”。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大量中小企業，由於缺乏資金和技術，往往難以滿足生態標籤要求的產品生產過程標準。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所關注的問題，諸如，增加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有關的產品的市場准入，澄清有利於發展的WTO協定的相關規定，及促進技術轉讓等問題，在CTE的討論中卻很少被提及。相反，許多發達國家，被其國內強大的環保勢力所驅使，試圖利用WTO機制以使其以環保為藉口的對市場准入進行的限制合法化。因此，儘管發達國家一直在施加壓力，要將出於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