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相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王栋这个陈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介绍一些相关的主题，比如民族主义、历史学的写作或解释、国家历史以及修辞学的使用，这些都在我的一本书《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叙述民族历史》中有介绍。这本书是在2005年10月由美国的RowmanLittlefield出版社出版。想了解更多有关这本书的内容，可以参考出版社准备的宣传单或直接参考我的书。关于这本书，我想说一些话。每个作者都有他或她自己的独特经历，体现在文章的构思设想，相关概念以及写作方式上。和我出版的第二部英文著作《中美两国文化的碰撞和岭南大学（1888-1952）》不同的是，主要计划是写这一段时期内的东西，至于这本有关条约的书，我最初是打算做一个有关北京政府的外交部1912年到1928年间的实证研究的。我发现自己面临许多问题，比如说对一些关键性档案资料的获取有限制，而这些档案保留在南京和台北，以及不平等条约的一些问题，如不平等条约的表述等。这本书从另一个角度研究，将重点放在分析不平等条约这一表述的使用和功用上，而不是进行实证研究。我想说的另外一点是，2006年4—5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场论战表明，当前民族主义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和出现各种各样的解释，围绕20世纪中国与世界相遇后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生存与生活的问题。在了解这些之前，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不平等条约是什么。1、不平等条约的界定今天中国人所理解的“不平等条约”，其可以在各种条约、约定和协议中找到，而这些都是中国与外国缔结的，规定中国单方面的将权利和特权给予外国人，而中国却不能在这些缔约国家中享有同等权利或特权。在中国享有特权的主要国家（17个）是英国（1842）、美国（1844）、法国（1844）、瑞典/挪威（1847）、俄国（1851）、普鲁士（1861）、葡萄牙（1862）、丹麦（1863）、西班牙（1864）、比利时（1865）、意大利（1866）、奥地利（1869）、日本（1871）、巴西（1881）、墨西哥（1899）和瑞士（1918）。条约权利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国被迫给予这些国家最低关税，治外法权、租界、租借地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其中，中国直到1930年才收回关税自主权，治外法权到1943年才得已收回。在19世纪中期（1840年—1860年）中外碰撞的过程中，中国皇帝在和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谈判过程中，总是被迫要通过条约给他们一些特权上的保证，而这些条约往往在措辞上给以回避，或者通过一些复杂的言语来迷惑中国人。实际上和外国签订的条约在中国方面理解起来总是让人困惑的。2、不平等条约的一些问题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的集体记忆中已经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这集体记忆就是国耻记忆—“国耻”—从1842年到1943年的这一百年时间，费正清根据其特征定义为“条约世纪”。然而，这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意识的后面是对不平等条约无休止的重复和不停地煽动，这使得在19世纪末以后超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意识在消失。中国民族主义者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他们在竞争中都想自己定义“中国”和“民族危机”，以及确立本党的权威，这使得民族主义的意识仍在中国政治中占据中心地位。出人意料的是，对这个在实际应用中的概念却很少进行研究，尽管它经常出现在中国和英语国家的历史中。模棱两可的不平等条约有关不平等条约的表述，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在前历史时期就有很重要的意义。纵观19世纪，这一术语本身很明显不是被中国人运用，也不是西方话语中表述的“不平等条约”的特征。直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一术语才得以运用于实际之中。因此，在普遍使用不平等条约这一术语时，就出现了问题。在这一术语长期以来被广泛运用时，却缺少---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一个明确和清楚的涵义。尽管不平等条约被广泛的使用，但这一术语却仍没有确切的定义，并且实际运用中模糊不清。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不平等条约指的是对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害的条约另一种定义是由外交家兼历史学家的钱泰所提出的：“通常来说，国家之间的条约是建立在相互受益和平等基础上的，如果只有一方承担着义务而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