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锦川说话：中国公安恶行》几年前，我写过一个帖子,标题叫《屁眼》，是攻击公安的。我把公安比喻成“屁眼”了。我把他们比喻成那个之后，他们并没有来把我抓走——这说明社会进步了，我这么想。那么，我想把这个旧帖再发一次，如果还不来抓我的话，就说明它的确进步了。顺便说一下，我和胡锦涛都希望我们的社会是个“和谐社会”——我怕它不是。在发旧贴之前，我还要废话几句。我一直有个想法，希望有人来写一本关于国家罪行的书。不是抽象的宪政意义上的国家，是具体的国家——更具体地说，是我们的国家，即我们的祖国。书名就叫《中国国家恶行》——不用“罪”字，那太过刺耳。“恶”似乎比“罪”要容易被接受一些。也可以考虑叫“中华”，以涵盖更悠久的历史。我想，这不用想，它一定有的。这么大的地方，这么长的时间，仔细翻检，不会没错误的。这书的内容、范围和体例，我都没太想过。因为我做不来。我知道这是大工程，除了观念之外，还得有历史的学问做根底才行。毫无疑问，这是个自由派的工程。这活虽然又脏又累，但他们会喜欢干的，我估计。对于这个国家——或这个民族——奇妙的是，各个阶级、各色人等都赞美，慈禧、孙中山、毛主席，诗人、官吏和娼妓，争先恐后，声嘶力竭。为什么大家都表现得怎么爱国家爱民族，我一时还没全部搞清，所以先放着不说。但是国家有错误甚至罪恶，是再所难免的。可以宽心的是，别的国也都有，不独咱们包揽。某种民族虚荣（我造的概念，与民族虚无可以对照而言。）使其有意无意地忘却——或者掩埋——它历史中的污点。说说这本《中国公安恶行》。也是个策划选题，还没出呢——还没写呢。但我认为应该写，应该出。“公安”的恶，差不多得在国家之恶里占着大头。随便的数一下，眼前这几年就有多多：孙志刚之死、麻旦旦卖淫、李思怡、佘祥林……由此上朔，不可胜记。我建议这书的从1949年写起——那以前是民国的罪孽，已经清算了。我们只管自己个儿这一段，因为我们还要在这“公安”的治下，它们老那么整，我们受不了。这样一本书，对我们的法制建设和法治建设都有好处。不管是谁写这书，请先接受我的敬意。（下面就是我的那个旧帖子，是因为孙志刚事件而作的。当时我的兄弟刚刚死掉，我的情绪比较激烈，所以措辞也就激烈，希望党和政府能理解。）《屁眼》2003年夏天，有关部门举办了一次歌颂“公安”的大型展览。在天安门西侧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主办者使用声光化电各种手法呈现了近年来“公安战线”的丰功伟绩：首先是猖獗的各种犯罪行径，其次是英勇的公安干警的侦察手段，最后是国家对于一大帮英雄模范的表彰。富于幽默的情形是，我走错了门，从出口进去开始了参观。于是我看到的是相反的顺序：表彰→侦破→犯罪。日前，新任的公安部长说，公安机关的任务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这个顺序有问题啊。公安部长是政治局委员。和他一同盘踞在这个局里的还有一些军人。他们---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一起身穿制服坐在各种会议上，虽然不怎么说话，却强烈地暗示着我们的生活模式和方向。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需要这么多的枪支弹药？对于恶，对于那种“清楚的和当前的”恶，我们的指斥是毫不含糊的。我们态度坚决，是非明确。但还有些恶，那种含混的、连带的、利弊互文并且不可或缺的恶，我们就暧昧，就忌讳。我们投鼠忌器，欲说还休。举个例子说：屁眼。这是我们身体上的一个关键机关。我们得向这个东西表示歉意，因为我们不能够像赞美我们的眼睛那样赞美它。但是我们也从未想过割舍它，我们知道它不是阑尾，可有可无。我们甚至知道就其作用而言它比眼睛还重要。我们小心呵护，洗它，擦它，直到有一天，它提出要到我们的脸上来，我们才不得不央求它：同志，你毕竟是屁眼不是眼睛啊——连电脑里都没这个词儿。说我们的屁眼是一种恶未免有些牵强。这说明“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列宁语）。来看“公安”：它应该是服务机关，但是它喜欢做监督机关，在更坏的情况里，它还做了命令机关。必须指出，政府赋予了它太多的功能，以至于互为支持，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