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环境法：从朴素的法理到严格的实践姜建设【专题名称】法理学、法史学【论文网络】wwcsscipaper/D410【论文期刊期数】1997年01期【论文期刊】《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06期第53-59页【作者简介】姜建设，男，1959年3月生，历史学博士，现为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副教授。〔内容提要〕古代社会的环境禁忌体现着保护环境的朴素法理，它们虽然属于社会习俗的范畴，但却为环境法的发生作了准备。到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激化了环境矛盾，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生活资源日见匮乏，有识之士纷纷呼吁采取保护措施，这种呼吁最终转化为政府行为，环境保护以法的形式被肯定下来。这个过程可能是在商鞅变法时代完成的，到战国末年，秦国的环境法已初具规模，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对此可以作证。〔关键词〕环境禁忌环境法秦律环境保护本文旨在探讨古代中国环境法的发生问题。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历史的、现实的——环境保护才被提上立法工作的议事日程，这是本文的重心所在。由于环境法的发生与古代法制的演进紧密相联，透过它，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古代环境法的本质特征和上古法制发展的一些特点，同时，就今天环境法制的建设需要讲，这个问题也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因此，我们打算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对古代中国环境法的发生这一历史现象予以正面的阐释。不当之处，敬请批评。一古代中国的环境法问题，原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云梦秦简的出土改变了这种局面：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麑卵毂，毋……毒鱼鳖，置阱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不是不用时。邑之紤（近）皂及它禁苑者，阱时毋敢将犬以之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河（呵）禁所杀犬，皆完入公；其它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秦简中的这条《田律》明白告诉人们，秦律中存在着环境法的内容。近年出版的环境法著作把历史渊源追溯到秦律，所举例证就是这段条文。其实，云梦秦简的《法律答问》中还有一条材料，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这条问答的意思是说，《秦律》规定，东方六国的人到秦国来，入秦时必须用火熏其车上的衡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官方的解释是：如果来人不处治马身上的寄生虫，虫子附着在车的衡轭或驾马的绳索上，就会被带到秦国来，所以必须用火来熏。这简直就是现代海关卫生检疫的雏形，环保的意图十分明显。环境立法具体到如此程度，我们可否作出这样的推测：秦国的环境法规不会仅此两条内容？但也不要奢望有朝一日从地下能挖出一部完整的秦国环境法典来，其条文包括在《田律》当中，已经明白昭示出这一点：独立单行的环境法典尚不存在。然而有了这两则史料，至少表达出这样一个事实：古代中国的环境法，至迟在战国末年的秦国已经存在并初具规模环境立法已经进入了严格的实践阶段。在与出土秦律同一时代或更早些的历史文献中，我们看到了与上引律文内容近似的文字。论者对此往往视而不见，但是，对于探讨古代中国环境法的发生问题，这些文字是至关重要的。《吕氏春秋·十二世》记载，古代天子每个月初都要颁布一些禁令：---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孟春之月，“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麑无卵”；仲春二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季春三月，“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田猎毕弋，罝罘罗网，喂兽之药，无出九门”。孟夏四月，“继长增高……无伐大树”；仲夏五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陈奇猷曰：炭当作灰，烧灰者，火耕也），无暴市”；季夏六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孟秋七月，“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仲秋八月，“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季秋九月，“草木落黄，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在穴，皆墐其户。”孟冬十月，“乃命水虞渔师始收水泉池泽之赋”；仲冬十一月，“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其有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