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政策并非“技不如人”在新加坡举国唁别“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缅怀中，《联合早报》以颇具“盖棺定论”的“小国巨人的政治遗产”一文，对李光耀为新加坡繁荣发展“居功至伟”的贡献进行了点评，其中包括他“谨慎处理种族、宗教与语言的敏感问题，以维护政治的稳定”的成就。的确，新加坡倡导的种族融合政策及其实践，立足于新加坡种族、宗教、文化、语言多样性的国情，广泛渗透于新加坡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活之中，是新加坡人国家认同的重要政策支柱之一。新加坡种族融合政策的实践新加坡的国民成分中，华人约占75%，其次为马来人(约13%)、印度人(约9%)、其他混血(约3%)。其种族融合政策覆盖各种族，但又有族别差异，例如“双语教育”(英语、母语)中的华语文限于普通话而不支持闽粤语等方言。这套种族融合政策的实践，总体上追求社会各个领域的比例均衡，在公务、企事业部门和服务行业等领域都彰显着三大种族的配额，与此相适应的则是公共服务设施和媒体中英文、华文、马来文、泰米尔文的使用等，甚至延伸到族别性的食品供应。这些政策---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实践，看似强化和保护了各种族的特征和自我认同，但是塑造“新加坡人”认同的努力，则在国家的其他制度、政策和社会生活规范中形成更加广泛的共性。新加坡的种族融合政策及其实践是“新加坡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该国选择的道路、制度和理论融为一体。因此，研究新加坡倡导的种族多元主义理念，分析新加坡实行的种族融合政策实践，不能脱离新加坡的国情实际。在有关新加坡种族融合政策的实证研究中，按不同种族的比例配购政府组屋的政策，是广受人们推介的成功经验。这项旨在鼓励各种族共居相处的政策，规定了每个社区、每栋公寓楼宇中，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以高于其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配购，创建了社区生活、楼宇家居中的多元共处环境。这项政策自1989年实行以来，促进了新加坡各种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在解决广义的民族问题(包括种族、宗教、移民等)方面提供了一种经验。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设计和政策理念具有先进性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是治国理政的重大事务之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突出了“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特点。但是，鉴于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民族多样、人口规模、分布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别等因素，特别是面对着西藏、新疆地区存在的特殊斗争，先进理念和制度优势的实现程度还不充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政策和理论“技不如人”，甚至在制度层面产生别人有我们没有，就要去模仿别人的自卑感;或者出现我们有别人没有就觉得是多余而必欲去之的妄自菲薄。很多人对中国承认多民族的身份不解，认为是自找麻烦，对身份证上标注族别信息诟病颇多，主张借鉴新加坡组屋政策中种族混居配额制。但是，这种主张却忽略了新加坡实行这种政策的依据：即建立在承认多种族且在身份证上标注“种族”(race)这一政策之本。否则，新加坡建屋局根据什么来控制组屋计划的社区、栋宇的种族配额？或者说，中国取消了身份证上的族别信息，是否还需要或者如何实现各民族嵌入式居住？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设计和政策理念，在世界范围具有先进性，这是一个事实。建国之初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是承认少数民族平等地位、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民族政策的基础。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1970年才开始实行承认种族、民族、移民多样---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性的国情，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平权政策”。英国直到2014年才承认康沃尔人是与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人具有同等地位的少数民族。新加坡种族融合政策的立足点首先是承认种族身份，而不是自欺欺人地抹杀种族差别。不仅如此，从2010年以来，新加坡在承认种族多样性方面实行了双重族别身份的政策，即不同种族夫妻的子女可以选择诸如“华-马来人”“高加索-华人”“马来-印度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