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作者：姚洋2005年8月20日初稿2005年9月18日二稿一、引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的“新启蒙”时期，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对此已经有过很好的论述。那时的知识界没有根本的分歧，因为矛头所指，都是计划经济僵硬的制度和思想束缚。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在八十年代还没有开始。农村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农村；相比九十年代农村移民所带来的冲击，它给知识界留下的烙印是有限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巨变发生在九十年代。如果说八十年代我们完成了理论准备的话，九十年代就是实践理论的过程。事实上，八十年代也没有出现什么系统的理论，而只是形成了一股态势：从上到下，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旧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如果按照老路走下去，就会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至于改革的最终目标，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成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在摸索之中趟过了几条险恶的大河，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我们的转型速度绝不亚于苏东任何国家，但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却远远小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在转型过程没有出现问题；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出现了大量的问题，才引发了九十年代末关于自由主义以及本世纪初关于社会公正的争论。汪晖认为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丧失了批判精神，此论忽视了九十年代是八十年代的延续的事实。九十年代的主旋律是改革，矛头所指，是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附属的思想控制。如果说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还以坐而论道者为核心的话，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则纷纷投身于现实的实践中去，并成为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中间力量。如果没有九十年代的“下海”浪潮，我们不会看到今天的联想和方正，也不会看到今天的大批“儒商”。社会财富的源泉在实践之中，知识分子“下海”，如果不算一种社会进步的话，也是对知识价值的一种回归。巨变产生分化。从九十年代末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开始，知识界就没有再就一个问题达成过共识。这种分化源于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变革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它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否定了计划经济，并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然而，在否定过去的同时，我们是否把过去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对平等的追求—也丢掉了呢？自由主义者，?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会告诉我们，对平等的追求必须建立在实现效率的前提之上；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极大地损害了经济效率，因此它对平等的追求是有害的。新左派的回答则会是一个毫不犹豫的“是”。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不仅没有大错，而且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农村医疗和教育的普及、工人对工厂管理的参与以及群众对政治的参与等；有些人甚至从大跃进和文革中发现了值得弘扬的价值。这些分歧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当代中国的走向关系极大。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狂飙突进，我们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回头望去，我们的人均收入翻了两番，但我们的基尼系数也翻了一番；农村基础医疗体系瓦解，婴儿死亡率不降反升；城市下岗失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贫民再次出现。与此同时，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以对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为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山秃了，水臭了，空气浑浊了。这样的发展是否值得？即使值得，它是否是可持续的？中国这样一个人多而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度，是否允许我们---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目前这样无节制的高速增长？在争论的一个极端，是九十年代市场化进程的坚决拥护者。在他们看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市场化过多造成的，恰恰相反，是因为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最大的问题是，政府还掌握着一大块资源，并且还在设置制度性障碍，控制着经济运行。在争论的另一个极端，是市场化乃至现代化的反对者，他们包括民粹主义者、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尽管理论背景不同，但他们都试图证明，迄今为止的市场化进程，是导致中国当下种种问题的罪魁祸首。对于前一种人来说，后一种人的主张是对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改革开放的清算；对于后一种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