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没有批准张学良入党原因探析【摘要】1936年6月，张学良向中共提出入党申请。中共考虑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落实，考虑到争取整个东北军的计划，考虑到张学良的个人安危，故没有批准张学良的申请，但同时作出了“拟将来许其入党”的决定。尽管这一决定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却使张学良增加了对中共的信任，产生了某种归宿感，为其最终发动西安事变提供了心理支持。【关键词】张学良；入党问题；“拟将来许其入党”；西安事变[]D23[文献标识码]A[]1003-5478(2008)06--0110-031936年6月下旬，张学良向中共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刘鼎迅速将此事电告中央。中共中央接到电文后，即作出“拟将来许其入党”的决定，并于7月2日致电共产国际：张学良“自6月下旬回来后，即要求加派领导人才去为其策划，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治理去，并拟将来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1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回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国共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去发展，而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2据此电文，有人认为中共当时已经批准了张学良加入中共，只是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很值得商榷。其实，中共当时并没有立即接纳张学良入党的打算。那么为何当时又不接受张学良的入党要求?笔者以为，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其一、出于“遇蒋抗日”之考虑随着日本对华北侵略的深入和全国抗日浪潮的高涨，中共“反蒋抗日”的策略开始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与当时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是有着密切关系的。1936年4月9日晚，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会谈中不同意中共提出的“反蒋抗日”主张，认为蒋介石也有抗日内在要求，并提出与中共一起“逼蒋抗日”。他对周恩来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3中共中央对此意见十分重视，经慎重研究，将党的策略由“反蒋”改为“逼蒋”。5月5日红军东征回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正式放弃了“反蒋”口号；紧接着，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标志着“逼蒋抗日”新阶段的开始。应当说，中共对于联合张学良“逼蒋抗日”是寄予厚望的。这不仅是由于张学良现实的抗日态度，更是由于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张学良对蒋介石一直忠心耿耿，为帮蒋确立与巩固现有的地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8年，张学良顶住日本压力宣布东北易帜，使蒋介石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并大大提高了自身的威望；1930年，在蒋介石与阎锡山等国民党反蒋派展开的中原大战中，张学良毅然挥师人关，为蒋介石的胜利立下了汗马1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M].台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111-112.2缪平均.关于西安事变的两份珍贵文献[J].山西档案,2010,1:52-54.3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05.---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功劳；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奉蒋命令对日不抵抗，以牺牲老家东北替蒋介石背下骂名；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张学良为转移国人对蒋介石攻击下野出国，甘当“替罪羊”；1934年，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后又奉蒋介石令，指挥东北军全力“围剿”红军。凡此种种，都使张学良与蒋介石有着一种有别于一般军人的个人关系，它使张学良在蒋介石面前敢于说出一般人乃至蒋介石亲信都不敢说的话，张学良也因此在“劝蒋抗日”、“逼蒋抗日”方面有了特殊的优势。正如他对刘鼎所说：“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快步伐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悟。”4中共为通过张学良实现“逼蒋抗日”的目标，特别注重从外围维护、加强张蒋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与张学良合作也尽量做得“隐秘”，并要张学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