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在中国——《小武》所启示的中国现代性西西佛1998年，一个年轻的“业余”电影导演的处女作问世了，这部由16毫米胶片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的电影作品，它的出现是那么的平静，它的形态是那么的粗糙，如果只是耳闻，人们会认为它不过又是一部“只愤（怒）不清（楚）”的第六代导演表达他们毫无艺术感觉的“玩闹”，或者是这个来历不明的电影学院“阿猫阿狗”的不伦不类的习作，几乎所有有幸先期一睹这部影片的人士，其中绝大部分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都不太看好这部作品。但是，著名的电影学家，德国的乌尔里希－格雷戈尔，他作为柏林电影节青年电影论坛的主持人，只看了本片的前30分钟，就决定将其带往德国参赛。中国有诗曰：于无声处听惊雷。这部叫做《小武》的影片在柏林取得了传奇般的成功，它使其导演作为中国新电影的代表人物获得了国际电影界的瞩目，格雷戈尔称誉贾樟柯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更重要的是，一块标记中国电影的昨天与今天的界碑树立起来了，多年来，甚至可以说自中国电影有史以来，还没有一部电影这样诚实的表达了正在活着的中国人的气息。贾樟柯曾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表达了他对当下中国的感觉：“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处于一个强烈的转型期，时代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焦灼、浮躁的氛围里，每个人都在这个氛围里承受了很多东西。这种时代的变数，是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①他还曾提到“在当下的中国我觉得有一种超现实的气息，因为整个国家、社会在一个巨大的莫名的推动力之下飞速地发展，人们承载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人际关系，处理问题的方法，有很多奇怪的你不能想象的东西。”②正是这种“兵荒马乱”和“超现实”的感受促使他希望“从普通的感情出发，希望能拍（《小武》）这样的东西。我希望从自己的创作开始，回到‘当下’的情境里来。就拍我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就拍此时此刻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喜欢‘当下’这个词，它给我一种在场的感觉，一种现场感。”③那么这个令贾樟柯如此深有感触的中国的“当下”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个“当下”之中的人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曾有一种“典型论”强调优秀的作品必然是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此论虽然不能以偏概全，但是环境和人物的恰当结合必然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取得表现力的必要条件。那么就让我们回到贾樟柯的作品中去寻找它的环境和人物。当《小武》出现伊始，就有人惊呼贾樟柯发现了“县城”，并使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的文艺中重新展现了其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和人类社会学的含义。在汾阳——这个地处中国内陆的普通县城中，我们观看到了一个被大众媒介和文化观念忽视并遮蔽的中国。在实际生活中，中国人口中的大多数都与“县城”有着或多或少复杂和丰富的关系，但这个地理标记似乎在中国的电影史上从来没有作为主题和一个可供丰富挖掘的意象得到展现过，而它在贾樟柯的眼中第一次获得了生命。值得注意的是，“县城”---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个文化意象也曾出现在另一部出品于1995年的中国先锋电影《巫山云雨》中，但与《小武》中的“县城”所提供的丰富性相比，《巫山云雨》的创作者在一定的美学观念指导下有意为之的后果是使这个被概念抽象掉的作为纯背景出现的县城要粗疏简单的多，而且非常冷漠，我们从中几乎看不到他们的情感注入。相比较而言，在日本和欧美这些城市化水平很高，尤其是大城市集中的国度，已经没有多少人与小城有关系了，那里的人们更不会去关心小城的故事。但是对于正在现代化的中国来说，人们正在经历从乡村向小城市集中，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的过程，县城就是他们的中转站。由于大城市的户籍禁入制度，县城成为了农民进入城市，离开土地的首要选择，也是实现他们生活现代化的最切近的源头。“县城”同时展现着中国的两面，你既可以在这里发现一些人，他们拥有着不亚于北京、上海这样自诩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里中产阶级的生活质素，也能看到因陋就简的城市贫民。县城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里，任何点滴的变化都是那么迅速、明显，某种来自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