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作者:杨念群摘要:如果仅仅单纯从方法论引进的层面上分析历史学变革与社会理论结合之得失关系，而忽略了各种阐释方式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特殊问题之间处于怎样的纠葛状态，就无法真正洞识中国社会史的发展轨迹和其需要选择的未来走向，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问：什么人？为什么在某一特殊的年代选取了这样一种设问历史的方式？一，二十世纪初叶社会史研究"问题意识"的累积：这篇文章并不打算全面评析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形成的所有诠释理路和即定命题，而是尝试把社会史放在一条"问题史"的相关脉络里，细究不同类别的社会史框架如何在不同时代的社会语境和思想状况支配下累积起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表述这种问题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特别关注不同时段问题累积所表现出的相悖性如何在一种现代性理念的控制下达成了一致的效果，以及尝试探讨我们应通过何种方法把这种效果离析出普遍性的定见以转化成"中国问题"的可能性。我个人以为，如果仅仅单纯从方法论引进的层面上分析历史学变革与社会理论结合之得失关系，而忽略了各种阐释方式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特殊问题之间处于怎样的纠葛状态，就无法真正洞识中国社会史的发展轨迹和其需要选择的未来走向，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问：什么人？为什么在某一特殊的年代选取了这样一种设问历史的方式？众所周知，中国社会史具有现代意义的阐释框架和问题意识的形成与民族--国家建构形式的选择过程密不可分。中国现代史学之父梁启超把传统史学的病源首先诊断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而斥之为帝王家谱的总汇，由此造成一般人民无法合理地确定自己所处之空间位置，不但不知"家"以外还有"国"，更不知"国"以外还有世界。新史学研究的意义由此被定位在对普通懵懂无知的人民进行所谓"国家意识"的启蒙与塑造上，根据这一需要，梁启超首次提出史学作为"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的定义，他解释道："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人耶？既以民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1)在梁启超看来，普通人民之国民身份意识的确立是史学发生作用的第一步，也是新史学与传统史学认知出发点根本区别之所在，只有身份的清晰才能确保世界资格的产生。与之相应的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标举出的新史学大纲，其切入点恰恰在于寻找"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确切位置，这种位置感的确定需通过勘定文明起源，辨别民族身份，关照阶级制度与经济基件的构成形式，以及和世界文化的沟通状况等一系列由内到外的探究才能达致，(2)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年梁启超是以政治鼓动家的身份兼扮"新史学"的掌门角色，他所设计的种种"内部研究"的详细蓝图往往只是图解"民治"目标的过渡性诠说，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通过经验研究的手段去检验许多他所设想的"内部研究"的合理性，其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反而使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中国如何认同于世界性的民族--国家标准的宏观历史考察上，因为以往的传统史学太过于关注中枢系统而成为"皇帝教科书"，而通过中枢理念构造而成的"夷夏之辨"的文化共同体系统，显然不足以建构起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关系框架，所以对于民族--国家意识的"边界建构"就成为国民身份确立的一个无法逾越的步骤，但这一"边界建构"的过程往往只是服---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务于国民身份和意识认同的一种中介手段，或者是进行现代民族--国家自我确认的政治命题的历史表现形式，而并不具备自足性的解释标准。也就是说，"边界建构"的设计与民族自主意识等历史观念的发生，一直是晚清以来以民族--国家建构为特征的政治社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进行政治社会动员的另一种舆论表达方式，它根本无法从它自身所处的政治语境中剥离出来去反观评说其存在场域的历史渊源与特征，从而达到批判现代社会的效果。梁启超作为政治人与学术人角色的频繁互换，也昭示出二十世纪初叶的史学革新与社会运动诸多命题之间存在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