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唐弢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办公室《中国现代文史》编写组编，1962年6月，“仅供讨论，请勿外传”。该草稿共18章，152页。参见：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作者】樊骏文学研究所一成立，何其芳就把编撰中国文学史列为一项主要的科研任务，专门设立“中国文学史组”，由他自己兼任组长；但随之而来的频繁的“批判”、“斗争”，一再推迟、延误这个需要较多时日、更需要静心思考、系统积累的学术工程；认为文学所应该紧密地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当前派”，更干脆主张取消这类基础性的研究课题。尽管如此，1956--1957年间，所里曾抽调一小部分人员参加高教部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比如我就写了其中鲁迅上下两章的提纲)。1957年7月《文学研究》创刊，需要发几篇书评，何其芳责成我对此前出版的王瑶、刘绶松等人的四部“现代文学史”写篇综合书评，我以一篇有关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的评论顶替，编辑部仍然约请别人写了那篇书评。可见，编写文学史这件事始终都在何其芳的考虑和关切之中。1959年秋，唐弢调文学所任现代组组长，他一到所就向何其芳表示自己最大的心愿是编著《鲁迅传》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后者和文学所的规划不谋而合，当时古代组已经在具体酝酿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能够与之配套的现代文学史也就提上日程。随即成立的“文学史编委会”，成员有何其芳、毛星、唐棣华、唐弢、贾芝、蔡仪、余冠英等，集中了文学所所组两级和各门学科的领导主持这项工作，同时表明“现代”部分已经列入整个文学史编撰规划。1960年1月，在中宣部召开的“加强理论批评工作会议”上，还专门作出由文学所负责编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决定，使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一般的研究课题，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更高的规格。从以上史实不难看出编撰文学史是文学所一项既定的、酝酿很久的研究项目。不过，“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并没有立即上马。在让大家分头熟悉文学史材料的同时(我记得自己这时主要阅读“五四”以来的文论)，唐弢从两个方面着手前期准备工作。一是现代组人手严重短缺，无法承担文学史的编写任务。除了从所内其他组室调用，还通过中宣部从北京、辽宁、吉林、江苏、云南的高校和作协借调多位同志参加这项工作。二是为了促使相关人员尽快进入角色，陆续邀请茅盾、夏衍、罗荪、黎澍、思基、陶然、冯其庸等人座谈，或者介绍他们亲身经历的文学运动的史实，或者对撰写怎样一部文学史提出建议。因为属于小范围的内部学术交流，谈得比较随便，往往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迪。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几点：1．夏衍着重表示：既然当年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二三十年代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反对排斥一切资产阶级文学，本身就是“左”的表现。在当时那样“左”的倾向相当严重的社会氛围里，他作为这场左翼文学运动的发起者，又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立论根据，从整体上对之作出如此断然的负面评价，着实令人吃惊。2．夏衍提到外国一些尚未取得政权的共产党的领导人访问中国时，经常表示中共当年能在国民党的严酷统治下，领导左翼文学运动蓬勃发展，希望我们能多介绍一些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他认为这也是编撰现代文学史的职责。文学史竟然兼有这样直接又如此重大的政治任---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务，也是我从未想到过的。3．罗荪谈到四十年代的重庆，郭老的《屈原》揭露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本质，其中的《雷电颂》更是一篇声讨蒋介石的檄文。当时由于喊出了人们心中共同的愤懑，观众看到这里，总是掌声雷动。但到了五十年代，事过境迁，再听到这些台词，反而令人感到肉麻，连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罗荪的谈吐行文一向温和宽厚，这里却说得如此尖刻。文艺为政治服务，《屈原》堪称代表，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中的利弊得失，实在发人深省。4．黎澍则专门指出李訥人的“大波”三部曲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希望我们的文学史能够给予充分的评价。早在三十年代郭老就曾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与之相比，六十年代初这部作品经作者修订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