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探索西方哲学的历程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词，“哲学”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起源于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碰撞，当时的“中国人的礼仪之争”，不仅体现了中西哲学的对立，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冲突。当“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在“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发现夷之所长不仅是船坚炮利、科学技术，还包括支配它们的哲学、政治、法律思想。因而就出现了像严复这样的从学海军而转学哲学、法学和政治学的学者。梁启超等1898年的变法者们是引进和介绍西方哲学的先驱。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自觉地引进西方的哲学，翻译介绍西方著名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原著。在1897—1907年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卢梭孟德斯鸠、拉美特里、狄德罗、康德、黑格尔、尼采、叔本华、斯宾塞、达尔文、约翰·密尔都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科学、民主、进化、自由和人权、社会契约等思想开始被国人所熟知。王国维等著名学者通过日本的文献对德国古典哲学家如康德、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哲学顶礼膜拜。“五四运动”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科学”和“民主”成为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在“五四运动”前后，约翰·杜威来华讲学15个月，走遍上海、北京和华北、华东、华中11省市，演讲了100多场，系统地介绍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和强烈的兴趣，由于杜威的学生胡适和陶行知的帮助，这些演讲同时编辑成书在中国出版，使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广为传播。紧随杜威之后的是贝特兰·罗素，1920年9月来到上海、南京、长沙和北京，宣讲了数理逻辑、哲学问题、心灵分析和社会建构理论等专题，特别是他对英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友善，使得他的哲学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市场，一时间在中国出现了“罗素研究会”、各种罗素哲学讲座和研讨会、出版了“罗素季刊”，张申府翻译了罗素的多篇著作并写了大量的介绍罗素哲学的方法论和数理逻辑。1922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到上海、南京和杭州讲授他的新生命主义，《东方杂志》为他出版专号，许多研究其哲学的论文和专著随后问世。其实早在杜里舒来华讲学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1922年杜里舒来华讲学时，柏格森哲学的各个方面在中国都得到了介绍，许多学者对其都有比较深入地研究，例如，冯友兰就对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和直观有深刻地分析，梁漱溟对柏格森哲学和佛教哲学进行了比较研究。20世纪的30—40年代是西方哲学的大量引进和研究繁荣的时代，其主要原因是有一批到西方求学的学者回国。他们广泛地翻译了西方哲学的经典著作并对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研究。1930年“中国社会科学家联合会”、1935年“中国哲学学会”以及40年代“西方名著编译会”等组织相继成立，这些组织把西方哲学的引进和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翻译和研究西方哲学的繁荣时期。有一些留学回国学者中尔后成为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大师和著名的专家。例如，在古希腊哲学研究领域，有陈康和严群。陈康先后在英国和德国求学20年，研习希腊哲学，尤其是擅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回国后先后执教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他翻译和注释的柏拉图的《巴门尼德斯篇》为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经典之作，他的格言是，我们中国人研究希腊哲学要做到使西方人研究希腊哲学以不懂中文为遗憾。严群是严---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复之孙，1920年代在燕京大学求学，1930年代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研究希腊哲学，1940年代回国先后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浙江大学，他的《希腊思想》一书系统地探讨了西方文明的起源、希腊哲学的发展过程，古代自然哲学和现代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德国古典哲学领域有张颐、贺麟和郑昕等。张颐1913就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求学，研究康德、黑格尔，1919年以黑格尔的伦理学为题而获得博士学位，后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