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增长不平衡与所有制改革陈玉宇/黄国华原载《经济科学》2006年第1期【作者简介】陈玉宇/黄国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100871【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了1952—2002年数据研究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我们发现：（1）计划经济时期，地区间的不平衡持续上升，到七十年代后期达到顶峰。八十年代地区不平衡有所下降，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又有上升趋势。（2）初始时期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比重）相当大程度上解释了1978—2002期间各省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区经济发展快，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慢。我们还对所有制改革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做了进一步分析。【关键词】不平衡增长/所有制改革一、引言1952年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虽然中途被各种政治运动打断，①但总体看，在过去五十多年中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按可比价计算，2002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952年的40.4倍，年均增长7.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952年的18.1倍，年均增长6.0％。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进器：1978—2002年，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是9.4％，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8.1％。②与整体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同样引人关注的另一事实是地区间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差异。1952年到1978年、1978年到2002年增长最快的三个省市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是5.7％和10.9％，增长最慢的三个省市平均增长速度则为1.8％和6.4％。2002年，上海的人均GDP是贵州的16倍，而1952年只是6.3倍。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异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些研究表明我国当前的收入不均等程度已处于高端水平，③其中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是总体收入差距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贡献率为50％左右。④本文关心下列两个问题：什么因素和力量导致地区间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这些力量在1978年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前后有什么异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机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日益严重的地区差距问题的根源，从而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讨论与制定提供参考。人均经济增长于人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Solow模型认为经济存在一个稳态的人均资本存量，持久的经济增长最终来自外生给定的技术进步（Solow,1956）。八十年代末以来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强调技术和知识有意识的积累，以及技术和知识的外部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Romer,1990;Lucas,1988）。因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强调知识和技术的迅速扩散和非竞争性，它为我们理解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长期经济增长很有帮助，但是对于解释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有很大局限。如何解释国家或地区间的增长差异，正越来越为增长经济学家所关注（Mankiw（1995））。一些经济学家重新强调制度安排的作用，特别是产权结构在造成地区或国家间增长差---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距的第一层次重要性，比如Acemoglu（2004）。因为只有产权得到较好保护，人们能够保证自己投资的收益，那么社会才会有更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从而有较快的经济增长。本文中将考察1952年以来各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特征。我们根据重要的历史事件把50年的数据分成数个时期，考察了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在不同时期的收敛性和决定因素。1952年到1978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1978年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这个转轨过程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我们重点考察所有制结构在不同时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以及所有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机制。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后，初期的国有经济比重越大，后续期间的经济增长率越低。原因可能是国有经济强大的地区，忽视或者限制了更有活力的乡镇企业与其它类型成分的发展。我们还考察了财政收入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期，它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负面因素。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人口密度、农业人口比重与后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呈正相关。我们猜测的这一关系来自市场规模效应。因为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开始的规模都很小，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