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是否需要儒教？在围绕儒教问题的争议纷纭起伏的学术背景上，陈明在其一篇洋洋洒洒两万字长文的结尾处写道：“今天儒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儒学过去是或不是宗教，而在于，对于儒学的复兴来说，对于民族生命与生活的健康和健全来说，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叫作儒教的文化系统或单位来应对解决？”（陈明《中国文化中的儒教问题：起源、现状和趋向》，载《博览群书》2004年第8期）也许参与儒教讨论的有些学者对这句话前半部分不甚赞同，但毫无疑问的是，大家对这句话后半部的问题都是心知肚明的，虽然有人对此并不置一词。在此，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当代错综复杂有时甚至艰危险恶的国内国际局势面前，在各有其理却又互相“拚争打斗”的各家思潮面前，学界如何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呢？在我看来，依据不同观者对儒教功能期望程度的差别，这个回答至少要针对两个问题层面：1、作为众多信仰和思潮的一家，儒教是否为当代中国需要？2、作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儒教是否为当代中国需要？下面我们分别讨论。一陈明在这个问题中提到“民族生命和生活的健康和健全”，这的确是讨论儒教问题的根本目的，虽然大家对于这一目的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众所周知的是，民族生命和生活的健康和健全需要一个合宜的意识形态结构来提供思想支撑。从世界各国的思想史和现状来看，具有一个较为稳定的主导意思形态和较具活力的多支思潮、并使它们之间形成良形的互动，无疑是目前民族国家会所能达到的最“不坏”的意识形态格局。这是因为，前者的存在有利于整合民族国家的力量，有利于维护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后者的存在有利于民族国家的思想活力和实践活力，有利于民族国家的胸怀开阔和秩序和谐。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前者稳而不僵，后者活而不乱，达到这两者既需要民族国家的执政者高超的领导艺术，也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大局意识的配合，而最为关键的还是需要具备一个合宜的国家体制架构。不过，我们知道，在当代中国思想界，有的人僵硬地执守前者而拚命地压制后者，有的人愤怒地拆解前者极大地推扩后者。在本文看来，二者虽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有一定的偏颇处。前一种实际上不利于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后者有时会为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一些麻烦。因此，本文赞同中国目前意识形态或思想中“一主多辅”的格局，认为至少在形式上这一格局宜维持平静和稳定。当然，对于形式格局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各方内容的的更新和演进。反之，我们还乐于看到和愿意促进各家内容的与时俱进，反对各方的因循保守。对于当代儒教问题的探讨必然要从目前中国这个“一主多辅”的意识形态现实格局出发。这里的“一主”当然指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化的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这里的“多辅”指的是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学等思潮。在这一格局中，重建或振兴儒教作为一种影响不甚大的思潮早就存在，不过目前表现出较强的抬升趋势，尤其是在一些知识分子中的市场正逐渐扩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康晓光先生最近提出的将儒教建构为中国当代国教的观点（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作为对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诸多问题的反思和建言，新儒教说有其自己的道理和价值。其道理体现在：作为曾经长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某些宗教功能的思想文化系统，作为长达两千多年中国正统政权的意识形态，作为具有深厚民族象征功能和现实指示功能的符号体系，在目前相对较为宽松的思想环境中，儒学重新被建构成一种宗教当然具有虽然不大但也不能否认的逻辑可能和理论本能。而从社会现实来看，香港孔教学院的活动本身就证明至少有人信仰儒学是宗教。另外两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是：今天韩国的儒教赫然作为全国第三或第四大宗教存在和发展着，而印尼的孔教也在华人社会有着长期和重大的影响。其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家有特色的和中国传统衔接较为紧密的思想，它的存在对于活跃和丰富当代中国思想具有一定效应。尤其是在西方话语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