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架子的王毅架起中国新外交上一次中日关系的陷入严冬的诱因是小泉拜访靖国神社，在那个“寒冷”的2004年，王毅走马上任中国驻日大使。一天，在一个日本经济界举行的晚餐会上，王毅的秘书找到了我，说：“宋先生，王毅大使想和您认识一下，有时间您能来大使馆做客吗？”我很吃惊，因为我平时和大使馆没有任何关系，更何况和刚上任的大使，那就更没什么关系了。秘书看到我困惑的表情就笑着说：“王毅大使和日本经济界人士见面时，大家总是提到您，并问大使知不知道宋文洲，他觉得认识一下，可以方便以后工作。”没架子的中国大使当时小泉内阁正大力改革日本的经济结构，再加上互联网革命的深化，日本经济出现了暂短的复苏繁荣。我创业的软脑集团，通过智能手机应用改革了日本企业传统的销售业务流程，受到丰田、索尼等大企业的欢迎。再加上我是第一个在日本上市的外国人，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因此被媒体大量报道，我也就成为日本经济界“知名人士”。王毅是从和日本民间的友好着手工作的。作为中国驻日大使，王毅一改以往大使们高深莫测的外交家形象，主动地走访日本民间团体，这触动了很多经济界人士。尤其王毅大使的帅气和谦和，引起了日本女性的兴趣，他人气骤增，甚至被邀请去做服装展示的模特。而作为一国全权大使，王毅还真的接受了这个邀请，像模像样地在T型台上走起了模特步。尽管他的走法不专业，甚至有点笨笨的，但他谦和态度，感染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一下子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中国大使。日本是民主选举国家，政客们不敢怠慢有人气的人物，即便他是一个关系不好的国家的大使。就这样，王毅大使和日本当时的主流政客，包括安倍晋三都成了朋友。我当时有一个非常要好的议员朋友，中川昭一，他是安倍晋三的重要盟友，也被认为总理候补。中川和安倍都属于鹰派，尽管思想靠右，但作为个人，他们人品都很好，很重感情。中川就经常和我说，他很担心中国的原子弹会用来对付日本。但他又很认同中国文化，有很多中国朋友。他就和我说，他和安倍都是王毅的朋友。王毅之所以邀请我到使馆坐坐，完全是出于自己工作上的需求，他是在见缝插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这种做法也让我感到新鲜，感受到中国外交的实力。但是，见面的那一天，我偏偏把时间搞错了。二点十分左右，王毅的秘书给我手机打来电话，他的声音有点急促：“宋先生，您还有多久能到啊？”“我准时到。”我说。“可现在已经过了十分钟了。”“不是三点吗？”我有点慌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不是，我们约好的是两点！”“......”我仔细一想，确实是我把时间搞混了。“我在不远的地方，我马上过去！”我一边说，一边跳上一辆出租车直奔大使馆。我觉得很内疚，在车里好几次想打电话和秘书说干脆改日再见面吧。但仔细想想这句话不应该由我来说，就只能尽快赶去道歉了。我到了王毅会客厅时，已经是两点四十多了。本来见面时想谈点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和建议，在这种心情下早已飞到云霄之外了，脑子里剩下的只有歉意。王毅走过来，我刚要站起来道歉，他却先开了口：“小宋，你真厉害。来到日本之后，你是第一个让我等了四十分钟的人！”他的笑脸和开朗，把我的担心一扫而光。至于他具体地说了些什么，我却记不住了。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认识我一下，以便以后和日本经济界人士会谈时可以说：“我和宋文洲也是朋友。”越是强国，外交越须低调在麦克风前高调发表政府见解，坐在会客厅里和外国人高谈核心利益，那绝对不是外交。用实力和压力逼退对方可以是外交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更不是高明和高效的外交手段，因为纳税人将会为此付出代价。最好的外交就是从交朋友和交心着手，先让对方接受中国外交官的人品，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成果。外交和争取客户的过程很相似，要争取对方，就要知道对方如何感受，在不牺牲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一个优秀的外交官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他们取得的成果往往是单纯靠硬实力的不到的王毅是个工作狂，他白天要到处奔走交朋友，很多文牍工作只能晚上处理。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也是加班加点，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