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李金铨：华人传播、西方学术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沟通对话、霸权、跨文化、区域研究、文化中国、实证主义、韦伯应邀作客于温伯敦，主人英国伦敦大学著名的传播学者科伦（JamesCurran）是多年好友，酒酣热了耳根，不拘礼随便聊起来。他突然问我﹕「你在美国中西部教国际传播这么久了，滋味如何？」我寄居北国二十多个年头，比苏武牧羊还长。我回复说，美国学生始终不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国际的一部分，而是国际的对立面﹔「国际」学生是「外国」学生，「国际」传播就是「外国」传播。所谓传播学当然就是美国传播学，不必标明「美国」，因为那是人人皆知的基本「常识」。讲起新闻传播，只有美国有资格给世界提供标准答案，岂容他人嗡嗡置喙？初识者总认定我靠中国文学或历史吃饭，一旦发现我没有那么多学问，只配勉强在他们最自豪的新闻传播学院蹲点，那个吃惊又尴尬的表情堪以入镜。他们随后知道我教的只是化外的「国际」传播，顿然好像释怀一点。今天在北美洲，我敢说没有哪间新闻传播学院不把「国际传播」当成点缀品的──聊备一格，聊胜于无，可有可无，这就是美国高唱「全球化」声中的一幅讽刺画。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经过电视转播，每每风靡半个地球的球迷，只有美国人老神在在，无动于衷。美国人唯我独尊，他们玩的那套美式足球决赛叫做「超级杯」（SuperBowl），棒球决赛干脆直呼为「世界杯」（WorldSeries），世界是美国，美国就是世界。我参加的学会美其名为「国际传播学会」，每四年在外国挑个希尔顿之类的五星级饭店开一次年会，不就是以美国学者为主、在国外例行热闹一番的世界杯仪式！美国的民主制度稳定，日起日落，天底下冒不出新鲜事。学者们关注的无非是体制内的一些技术问题，也就是如何完善美国的生活方式，难怪选举（美式民主）和消费（资本主义）的研究铺天盖地，有的见微知着，但不少是微枝末节、琐碎无聊的。华人学术圈一时恐怕无暇专注于这些细微的问题，至少得摆一大部分精力在媒介与第三世界革命、专制与民主这些翻天覆地「体制变化」的宏大叙述。他们的问题也许「不完全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几乎「完全不是」他们的问题。我们局促在全球学术市场的边缘，既不愿意随着他们的音乐指挥棒翩翩起舞，又渴望跟他们平等对话，如何是好？一、多元的视野，多重的解释知识生产不是价值中立的。证据是最后的审判者，但证据靠人识别和解释。知识生产者总是受到兴趣、背景、师承、学派、政经条件──别忘了还有更大的时代气氛──层层制约。现象学家称这些因素为「相关结构」（relevancestructure）。严格训练使人言之有据，反复省思让人明白偏见之所由，纵然如此，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知识的盲点。克服盲点的第一步，就是正视这些盲点。我们得承认美国是世界体系的核心。美国学者看中国，好比站在庐山之外看庐山，不必背传统华裔学者的心理和文化负担，的确出现不少观察敏锐、分析透彻的佳作，旁观者清，而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他们这个知识系统有独特的偏见和盲点：一般英美学术界和新闻界从来想当然耳，按照自己的现实需要和脑中的偏见，描绘出以偏概全、自以为是的图像。他们建构的当代中国，有太多东西随着国际冷战的大气候和美国国内的小气候流转，反复颠倒而多变，对中国的认知总是徘徊于浪漫情怀与怀疑抹煞之间，摇摇摆摆，觅不到持平点。尤其是文革时期，许多美国学者和记者蔽于「天真的革命浪漫幻想症」，看到丛林的尖端，便当作天边一片云；抓住一些有限而可疑的材料，居然就拚命建造封闭的理论空中楼阁，根本经不起起码事实的验证，---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难怪风一吹就塌得片瓦不留。那个岁月正逢美国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种族运动的高潮，毛泽东高呼甚么「为人民服务」、「造反有理」，那些口号全给美国激进分子听进去了，他们对国内社会怨怼的情绪一股脑儿投射到中国的文革，找到宣泄口，建构一幅浪漫而虚脱的想象。毛泽东的死亡象征这种想象的破产，学术和媒介论述一时陷入完全否定的另一个极端。八○年代中期以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