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的时代责任傅莹《新民晚报》2013年9月1日B4版2013年7月6日，在清华学术论坛年会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应邀在开幕式上讲话。她提到5月30日刘延东副总理专门组织召开座谈会，提出了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尤其要发挥高校学科齐全和人才密集的优势，要服务于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和破解发展难题的需要。傅莹说，她从网上看到最近有不少关于智库的论坛和研究，很高兴看到我国的智库发展正在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机会，愿意从自己工作体会的角度，谈谈感想。以下是傅莹讲话的主要内容。什么样的智库产品符合决策需要，这是中国学者经常困惑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外交部亚洲司做周边工作，当时世界刚刚走出冷战。大家记得，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周边外交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三大热点问题（苏联从中蒙边界撤军、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在此基础上我们打开了周边关系。我国与印尼、新加坡陆续复交、建交，开始承认东盟的地位并且与之进行定期对话。当时，外交决策面临许多新课题，例如：周边外交怎么走？为什么？如何从理论上讲清楚？我从那时开始看一些中国学者的文章和书，尤其从阎学通老师的研究中得到许多理论上的启发和支持。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外溢，延伸到了边境之外”的论述。我们围绕“周边外交要为改革开放构建好的周边环境”这一思路，形成了在周边增信释疑、参与多边对话、推进“合作的安全”等一系列政策和外交宣示，最终建立起中国—东盟自贸区。亚洲地区比较顺利地度过了后冷战时期的思想混乱，较快地进入一个良性的合作轨道。国内学者们一直与政府部门保持密切沟通，他们对国家在新的发展环境下的外交政策和思想延伸有很重要的贡献。记得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等亚太区域合作时，我们无法回避“预防性外交”的概念，对此怎么看、怎么做，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地区多边机制中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的学者，特别是北京大学的王逸舟、刘学成等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而且有系统的著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现在“预防性外交”这个词已经在经常使用。智库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和相关表述最典型的例子，是郑必坚和他领导的改革开放论坛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并且引发争论，在他的研究基础上阐释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后来还发表了政府白皮书，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我的体会是，在外交方面，好的智库产品应紧跟当时国家发展需要，能服务于相应的对外政策的需要。这些产品应该是现实和具体的，说白了就是能“解渴”。怎么看当今世界的特点---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任何时期的外交决策都需要一个比较客观的三维世界政治地图。在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变化中，如何找到一个描绘国际形势的切入点，这是最近我正在与一些国内智库的学者探讨的问题，今天也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商榷。看今天的世界，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一个“变”字，似乎一切都在动态中。能不能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而且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多重转型。首先是国际格局的转换。对这一点各方基本上是有共识的，包括美国的一些重量级学者都承认，国际权力不再集中于传统的西方大国。但是在权力向什么方向转换的问题上，看法不同。前一段时间国际上讲得比较多的是国际权力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引起西方世界的紧张和对中国的警觉。最近又出现美国实力恢复并且将延续霸权的论断。如果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当今世界国际权力的转换反映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形态。冷战后出现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再受到任何政治制约，技术、资本、人才乃至市场，等等，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更自由、更快地流动，从传统的西方中心向外扩散。尽管有的国家和地区吸纳的多一些，例如中国和亚洲，但是只要没有发生动荡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得益于这个扩散，取得很大发展，许多数据都说明了这个效果。在此基础上，国际权力也在向更广泛的领域和方向扩散，推动新兴大国力量的上升。但是这与历史上大国更替过程中出现的权力转换完全不同，现在是权力的扩散和分散，国际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