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国现代伦理道德的核心价值作者：黎志敏：2012年7月4日中国纪检监察报现代社会在物质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精神方面却屡屡陷入危机。中国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究其根本原因，是对文化精神的过度解构。所谓文化精神，其实是文化信念的一种审美性的综合表述。文化信念体系又可分为文化信念和文化信仰两个部分。文化信念，是人们在生活中所自觉遵循的一般生活规范；文化信仰，则是文化信念之中较为重要的，乃至根深蒂固的部分——其区分标准，就看人们是否愿意为之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代价。个体的文化信仰与信念体系，构成个体的伦理体系；而由社会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人所达成的“共识性”文化信仰与信念体系，就构成社会伦理体系。这一体系在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就是道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仰道德对于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共识”是社会形成的基点，而道德根本上就是对“共识”的坚守与践行。西方世界曾经依靠宗教来守卫社会道德。但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后，宗教信仰已经逐渐转变为对道德本身的信仰，即文化信仰。相比之下，中国文化避免了这一曲折过程。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信仰的是“天”——这里的“天”与“道”等中国传统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相同，是“真”、“善”、“美”的化身。文化信仰的关键在于主观“认信”，即超越理性层面的功利性考量，达到情感层面的共鸣。情感和行为直接关联，一旦人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就容易付诸实践。中国文化中对“天”的“认信”有诸多途径，在学界最流行的是“天人合一”的心性之学，在民间最流行的则是“祖先崇拜”。中国的心性之学讲究“悟道”，其本质是对于理性知识的感性把握，即理性与感性刹那间的融合。不同个体“悟道”的方式可能各不相同，不过结果都是一样，即对于理念的“认信”、实践与坚守。而是否实践也成为检验人们是否真正“悟道”的“试金石”。中国传统文化一般认为，只要“悟道”，也就实现了“天人合一”，也就是将个体生命融入到了社会体的生命精神之中。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从自然层面来看，人类每一个体都是生而孤独的。可是当人们拥有了同样的信仰，就能产生一种“以命相托”般的信任感。当然，政治强力、法律契约等也可以将人们聚拢在一起，分工合作。---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不过，如果没有共同的信仰，这种群体最多只是一台缺乏生命的高级机器。而信仰就如上帝的那一口“生命之气”，赋予群体崭新的社会生命。从这一层面来看，信仰对于一个社会的意义极为重大。就普通人来说，对“天”的“认信”是从祖先崇拜演变而来。据王国维考察，“‘天’的早期构型与人的身体有关。在殷代卜辞中，‘天’字宛如张手伸腿站立的正面人形，而特别夸大其头部。后来演化为目前的‘天’字。‘天’处于人身之最高位置，这在造字之初就已隐含下了‘至上’的意思。仅从字形角度考虑，‘大头之人型’所表征的恰是‘祖先’。在商代，‘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已逝去的祖先的神灵升在‘天’上，仍然保佑和观察着后人的作为。”祖先的“神灵”就是未知的“上天”，所以人们很容易将对于先祖的情感投入到更为抽象的“天”身上，从而产生强烈的“认信”。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家庭的祖先崇拜扩展至家族的祖先崇拜，然后再扩展至民族的共同祖先崇拜，以此凝聚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与共识。文化信仰的精神魅力理性主义者习惯于从纯粹功利的层面来看待文化信仰，从而将文化信仰等同于法律等其他社会秩序。如此一来，仅仅将信仰看成了一种工具，而没有注意到它独特的精神魅力。法律、经济、政治等秩序都是理性的产物，归根结底它们所服务的是物质利益。如果仅仅将物质利益视为最高生活原则，那么，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所谓“功利主义的道德”——以这种道德为最高道德的人，只有在外来力量的约束和管制下才会表现出“道德”。换言之，他们在公众面前可能有“道德”，独处时则并不一定有“道德”；在压力或者利益下可能有“道德”，没有压力或者利益时则可能并不“道德”。如果将“功利主义的道德”视为最高境界，整个社会就很容易沦为现代精神“荒原”。有人将此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