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以低人权优势造就惊人竞争力】：《南风窗》作者：熊培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国有企业里厂长和工人地位本应该是一样的，凭什么有的人要被赶走？凭什么有的人要做牺牲？凭什么有的人是能人而其他人连试试是不是能人的机会都没有？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向右，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向左，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压抑参与、漠视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毫无疑问，近30年中国经济与社会成长，不仅伴随着中国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国社会议价能力的成长。与此同时，在世人称道的中国奇迹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一套有关交易成本的行事逻辑，今天更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为此，本刊专访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一方出价《南风窗》：政府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无疑功不可没。而在这30年间，政府扮演的角色中，哪部分是迫切需要重新检视的？秦晖：我觉得就是一些经济学家鼓吹的用国家权力剥夺工人讨价还价的权利，形成交易费用降低。我从来是将这种交易费用加引号的，因为它根本不是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费用。如科斯所讲，交易成本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一方讨价还价的权利是不能剥夺的，只有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集体的谈判，避免分散谈判所要支付的成本。比如科斯讲为什么要企业呢，一般我们讲每个劳动者都有能力或者权利当个体户，而不是受雇于企业，但为什么不直接面对消费者，原因是交易成本过高。---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所以企业是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组织，而且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进入企业的。但科斯绝对没有说过建农奴制庄园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然而，按照有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却是没有讨价还价便是节约交易成本。第二，这个交易成本是整个社会的成本，而不是一方的近乎强制的出价。科斯有两本书题目就很好，一是《企业的性质》，我说按中国有些人的理解直接叫奴隶制的性质就可以了，而不是企业的性质了。他们认为企业的性质就是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那奴隶制不是更符合这种性质吗？显然科斯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奴隶制其实是剥夺了许多人的交易权利，而科斯所谓的成本却是以保障这种权利(这就是企业与奴隶制庄园的不同)为前提的。第二本书是《社会成本问题》，他为什么说是社会成本问题，而不说一方出价问题呢？我们一些理论家讲的成本其实只是一方的出价，另一方付出了什么他不予考虑，显然科斯是没有这个意思的。我并不是说科斯的说法就一定对，所谓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就没有问题，但中国搞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的问题也不能让西方经济学家来负责，而且和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奇迹的出现显然受益于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某种机制。这种单方面出价以节省交易成本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强盗逻辑。谁能说我用刀抢了你，就降低成本？但是，这种说法在中国的确很盛行。比如有人说，集体化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国家同无数小农打交道，成本很高，所以国家把大家集体捆起来，你不能讨价还价，交易费用就小了。国家因此得到大量廉价的粮食，但是农民饿死多少呢？这个算不算成本？他们不认为这是成本，而且制造了一个概念---减少国家与小农交易的成本。为什么就不是小农与国家博弈的成本呢？这个概念在科斯看来根本就不通的。有的逻辑是国家越容易把工人赶走，所谓交易成本就越低。你要说成本的话，人民公社时的成本是最高的，哪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付出了饿死如此多人的高昂成本？《南风窗》：当国家成为资本家，作为国家雇员的另一方实际上失去了对自己权利与能力的议价权。秦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