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张汝伦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重建中国文化不是恢复传统文化，而是发展中国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文化作出现代的阐释，这现代的阐释又是建立在对中国之道的透彻理解基础上的。但这不能视为纯粹理论的工作，而应该同时是一种选择中国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的行动。文化的衰落归根结底表现为人的素质的下降。西方文化最近半个世纪出的人才根本无法与前三百年比，正说明了这一点。而当代中国大师缺乏，也说明文化的衰落。人才的出现，有赖于文化的振兴，而文化的振兴，又有赖于人才的出现。讲演者小传张汝伦1953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曾任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客座教授、德国特利尔大学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2004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这30年的发展，奥运会和世博会在中国的召开，似乎已经证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然而，如果我们头脑冷静的话，就会发现，中国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30年中国只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肚皮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心灵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极不平衡，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经济发展很快，却缺乏文化底蕴的支撑。我这里不是指文化的硬件，如剧场、体育场、电影院之类的东西，而是指人的精神和思想，人的素质。这是一个亟待正视的问题。一、没有相称的文化，大国地位难以奠定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不但是全方位的，而且是根本性的，它使得相当一部分人觉得中国的出路就在于走西方人的路。60年前，钱穆在他的《文化学大义》中说：“今天的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并不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是外交的问题，而已是一个整个世界的文化问题。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这个说法，在许多人看来，会认为是一种文化还原论，即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文化问题。但这些人往往自己更是还原论者，即将中国的问题还原为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制度问题等等。例如，今天大家在讨论教育的危机时，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体制的问题，而没有看到更关键的问题——人的问题。例如，今天学者的处境难道比穷乡僻壤的王夫之更糟糕？为什么出不了这样的大师？无论怎么说，缺乏大师或产生不了大师是文化落后的突出表征，人的素质反映了文化的素质，只有具有相当深度和创造力的文化，才能产生大师。近代以来，国人好谈---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文化，可谈得越多，文化越成了模糊的概念。严格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分殊的。一般而言，文化偏重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等。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其名著《文化与社会》中概括出西方“文化”概念的四个定义：（1）心灵的一般状态或习性，与人类完善的思想有密切关系；（2）作为整体的某个社会的理智发展的一般状态；（3）各种艺术；（4）物质、理智和精神的整体生活方式。而文明则往往指人类所取得的物质成就：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各种物质建设，等等。但是，人们在使用时往往将它们混为一谈。《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亨廷顿就基本上把文化和文明混为一谈，在他看来，文明是一个文化实体，是“文化构成的历史整体……是最大的文化整体。”但他也认同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观点，文明是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他所谓的文明就理解为“文化”。而文化的核心，则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种特殊的精神。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虽然一直没有中断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但这种交流基本上是以我为主，所以这种交流并不妨碍它在很长的时间段中自成一体，外来文化的影响基本被消化为它的一部分，如佛教。外来文化之所以不能动摇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是因为它的影响只是限于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