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史学发展六十年第一部分中国法制史的发展一、六十年发展历程回顾中国法制史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早在先秦的典籍《尚书》、《周礼》中，便记载了法制历史的事件和资料。至汉以来，正史《刑法志》中不仅以断代法制史为主，也含有法制通史与法律文化史的内容，而《通典》、《通考》、《通志》等类的志书中，更集中地收录了典章法制史料。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便规定“此时暂行摘讲近人所编《三通考辑要》”。此外，中国法制史的名称也经由日本学者传至中国，并在法科大学堂建立了中国法制史学科。《大学堂章程》提出日本有《中国法制史》教程，可仿其以例自行编纂教授，可见当时关注和研究法制史者颇有人在。1906年，《京师法政学堂章程》正式确定《中国法制史》为法政学堂基本课程，相沿至今，已有百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法制史学经历了六十年曲折的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初创阶段（1950年至1961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列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法律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中国法制史学开始新的创业。195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第一批法制史学的研究生，共四人，均由苏联专家指导，学习国家与法权通史、苏维埃国家与法权历史。1951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由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调来刘琦任教研室主任，参与教研室成立者有系主任何思敬、历史学家尹达、民法学家李祖荫等，这是当时全国第一所法制史学的教学研究机构。1952年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张晋藩、孙丙珠（后从事宪法学教学）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他们运用马列主义观点，以中国法制史料为对象，按照苏联法史教科书的模式开始建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体系。并从1953年起开始编写教材。另两名研究生胡大展（现于厦大退休）、关子建（已故）从事外国法制史教学。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又招收了三届法制史学研究生，第二届中现有张希坡教授、杨堪教授、王召棠教授，第三届招收刘和正等四人，但除江振良外，均未从事法制史学的教学研究，第四届中现有邱远猷教授、薛梅卿教授。1958年至1961年春，开展批判旧法观点、资产阶级法律观点以及教学内容的大检查，使得法制史学的教学时断时续，研究工作基本中断。这一阶段法制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受到一面倒学习苏联的影响，阻断了20世纪初以来法制史学研究的传统，如学科名称不叫“法制史”，而叫“国家与法权历史”或“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学科体系仿苏联教科书的结构，分为四段——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1956年，由国务院参事室的老先生建议改“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为“中国法制史”的名称，并进行过一次小规模的讨论，但多数意见仍主张采用“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理由是没有国家，何来法权？第二阶段：奠基阶段（1961年至1978年）1961年春，《人民日报》发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后，各高校开始稳定教学秩序，恢复科研计划。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组织编写了《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第一分册“古代部分”由张晋藩撰写，第二分册“近代部分”由曾宪义、范明辛撰写，第三分册“民主政权”部分由张希坡---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撰写。第一分册于1963年出版，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至1965年相继出版。这三册讲义虽然名为“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但在结构上打破苏联教科书四段论的体例，突出了法律制度的内容，对中国法制史的教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此后中国法制史学的教材编写也有某种奠基的意义。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招收了唯一的一届导师制的法制史学研究生，共四人——刘海年、祝铭山、张天宝、冷玉金。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政法院系先后解散，教师和科研队伍流失，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遭受重挫第三阶段，发展繁荣阶段（1978年至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与科研开始逐渐恢复，走上发展繁荣阶段。其主要表现是中国法律史学会的成立、统编教材的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和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及一大批专著的问世、硕士博士生组成的宏大队伍等。197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