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改革的失败不是搞市场化，恰恰是因为没有彻底地市场化最近听本地新闻，说要启动新一轮的医疗改革，本地最大的两家医院（我父亲和兄长都在其中一家工作，当然父亲已经退休了）被选为试点医院。之前写《坑爹的社会医疗保险》（user.qzone.qq/908961321/blog/1340341086）时就已经在想关于医疗体制的问题，现在就借此机会把有关的想法都撰写成文吧。在思考中国现在的医疗体制问题的过程中，越想就越佩服张五常教授曾写过的《公非公、私非私的困扰》一文。虽然本文确实主要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思考之后想起教授写过的这篇文章而找出来重读，与我的思考互相印证，但毕竟是教授的文章先写出来，所以是有必要提的。另外，教授的那篇文章比我这文章更一般化，解释了多个有类似性质的行业的问题，读者不妨在看了我这篇文章与教授的那篇文章之后，参考我这里的具体分析，结合教授那篇文章的一般化分析，推广到其它你感兴趣的类似行业去进行自己的分析。改革开放30年，医疗改革也进行了30年。然而，与其它行业相比，医疗改革通常被认为是失败的，接下来要进行的不是“深化改革”，而是另觅改革的途径。从医患关系的紧张达到空前的角度来看，说医疗改革失败有一定的道理。但为什么失败？舆论一般将矛头指向市场化（或“产业化”），却是我不能苟同的。经过观察与思考，我的结论是：医疗改革失败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没有彻底地市场化！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以父亲和兄长所在的医院为例吧。这是一家三乙、几乎可达到三甲标准的医院，是本地两大医院之一（另一大医院已达三甲标准）。据父亲提供的数据，1960年代的时候，政府对这医院的财政拨款是每年50万元，当时职工人数约100人。时至今日，财政拨款每年依然只有50万元，但职工人数已攀升至1000多人。即使按本地最低工资的标准发放工资，即每人每月1000元，一个月的工资支出都超过100万元，所以那50万元的财政拨款连发一个月的工资都是远远不够的。至于全国的情况，父亲跟我说了一个调查，是中国政府对医疗卫生行业的财政拨款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的排名里是倒数第二！仅高于某非洲小国。而且这么少的财政拨款里，还大部分是用于面向军队、中央高层之类的特殊---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医院，能分给民用医院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也就是说，中国的民用医院基本上是自负盈亏，说是公立，其实是私营！说医疗改革是搞市场化，就是指这个意思。然而，以上只是事实的一面，事实的另一面是：说是私营，医院的收费却都受到严格的管制，根本没有真正的私营企业那样的自由定价权。我的《经济学讲义》的第九讲《供给曲线·供求理论·政府对价格的干预》（blog.sina/s/blog_47841af70102dttj）中指出，价格管制的本质是侵犯私有产权，被管制在市场决定的均衡价格以下的那部分价格所代表的收入等于是被置于公共领域而成为无主或公有。所以，价格管制越厉害（这是指管制得越低于市场决定的均衡价格），私有产权就被侵犯得越严重，其收入就越具有公有性质。那么，医院的公有性质有多严重呢？这自然是要看价格管制有多严重。让我以挂号费这到医院看病必定要支付的费用为例来说明吧。我的好朋友周燕的孩子前段时间生病，她带孩子去广州的一家私立医院看病，她平时信赖的那个医生是在美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海归，他的挂号费是……800元！我父亲毕业于国内一家即使在国外也是大名远扬、如雷灌耳的名牌医科大学，从医40年，亲手创建了这家本地医院的骨科，使之成为医院的一个声名在外的名牌科室，连香港那边都有患者慕名而来求医。再怎么低估我父亲的人力资源价值，总该有那家私立医院的海归医生的十分之一吧？也就是说，如果是在市场竞争之下自由定价，我父亲的挂号费收取80元并不算离谱。然而，实际上他的挂号费是多少？是……7元！连百分之一都不到！价格管制之严重，可见一斑。一方面，政府对所谓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是杯水车薪，另一方面却又不容许医院自由定价，这是典型的“公非公，私非私”。用我父亲的话说，则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看过上述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