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城市的多彩画面——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读后感巍峨的城门、厚重的城墙、精美的牌楼，……传统城市的象征，或以其残存的实在形象，或借助图像、影视画面，向后人述说着过去。百年前，数以千计带有这些符号的城市散布各地，连同众多村落构成华夏大地的主要景观。当时的城市与城市生活也成为今天中外学者热切关注的话题。中华书局新近推出的施坚雅（G.William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2001年3月，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一书的中译本，是这一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此书属于专题论文集，由三编16篇论文组成，施坚雅为各编写了长篇导言。内容涉及广泛，大体侧重三方面：城市的建立与扩展，影响其形式与发展的原因；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乡村间的联系；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研究的时段主要集中在明清。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距英文版的出版已近四分之一世纪。20多年对学术发展而言，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代，乃至两代，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显示出多方面的魅力。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城市的跨学科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历史上的“城市”一向属于历史地理学家的领地，而此书则全然异趣它荟萃了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除了地理学家章生道外，还包括不同领域的历史学家，如长于佛教史、思想史与隋史的芮沃寿、专攻明史与思想史的牟复礼、研究经济史的马克·埃尔文（伊懋可）、专心地方政治制度的约翰·R·瓦特、以宋代经济史与江南区域史著称的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擅长家族史的休·D·R·贝克等；以及不少人类学家，如施坚雅、倾心中国，特别是台湾民间宗教的斯蒂芬·福伊希特旺（王斯福）、致力于道教史与台湾道教研究的施舟人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关心的问题不同，切入的角度各异，研究的方法有别。他们共同探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所勾画的不同侧面为读者构建了丰富的思想空间。关注城市历史的一组研究中：芮沃寿讨论了中国人关于城市选址与规划的观念及其实践，借用人类学的术语，他的研究近似于“主位观察”，提供了理解中国城市建设的“内部视角”。牟复礼在分析传统中国城市特点的基础上，详细讨论了明初的都城南京的建立过程、景观、象征意义与城市生活的特色。拉姆利的研究，通过比较19世纪台湾地区宜兰、新竹与台北三城修建的经过，揭示了政府与地方社会间复杂的关系。这两篇文章涉及的同是“筑城”，时间上相距五百年，且一为都城，一在边陲，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其中的异同，得以认识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连续性。施坚雅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中华帝国晚期城市人口的比例占多少，论文所采用的方法则是在他所创立的“区域理论”基础上，通过复杂的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几乎没有直接引用具体史料，带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化的色彩。讨论城市间以及城市与农村空间关系的一组文章也是各具丰采。施坚雅的另一项研究探讨经济中心地与地方行政治所的关系，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制约作用。此文是他将其理论应用到分析政治制度的重要尝试。瓦特则透过县衙门，观察以城市为主的行政体制如何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相互作用。他所提出的县衙门是地方政府与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代表协商的主要中心的观点，成为日后研究当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出发点。斯波义信依据施坚雅的理论对12-19世纪以宁波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进行深入研究，采用了长时段、区域研究的新思路，突破了王朝断代史的旧框架。---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格里姆在中国书院发展的大背景下描述了明清时期广东地区书院城市化的过程，并利用施坚雅的理论加以解释，扩大了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这组研究所强调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区域体系内的密切的城乡联系，而非城乡隔绝与对立。研究城市社会结构的一组论文同样新意迭出。戈拉斯在对清代前期的行会的研究中归纳了行会在构成、活动上的特点。斯普伦克尔关于城市社会管理的研究围绕城市中官方管辖权与惯例管辖权的关系展开，指出前者涉及的范围有限，很多事情要由社会组织管理，后者包括街坊宗教会社与行会等关于行会作用的重要程度，作者的理解与上文有别。斯蒂芬·福伊希特旺、德格洛珀与施舟人的研究，或以学宫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