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三十年”中国企业当前遇到的挑战，是当商业环境趋于“正常化”，驱动企业成长的种种外力消失时，企业突然感受到了自己在资源和能力上的“简”和“陋”。这种挑战从企业建立之初就可能存在，只不过特殊的“天时地利人和”把这种挑战恰到好处地掩盖了，而现在恰好到了“水落石出”：21世纪商业评论作者：吴伯凡改革开放是中国企业产生的基本环境。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生产力首先是“解放”出来的，经济活力首先来自个人和组织受到的各种严格限制的解除（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给企业松绑”）。换言之，令人惊叹的增长主要来自资源存量的释放，而不是能力增量的驱动。短缺经济下的经营活动更接近于“捞浮财”，与之相比，“能力构筑型经营”就成为一种高成本低收益行为，在自然选择下被淘汰。在刚刚萌动的商业环境下，敢于犯规、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就是企业家精神，敢于出格就是创新，从大锅饭到承包就是商业化。办企业的目的和使命是不言而喻的：成为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所谓制造就是以低到不能再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生产在质量和数量上勉强够用的产品。凭借特定的时间差和空间差带来的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再加上独特的“人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大量弱势、幼稚的消费者），中国企业就能因陋就简地经营并且不知其“简”和“陋”。中国企业当前遇到的挑战，是当商业环境趋于“正常化”，驱动企业成长的种种外力消失时，企业突然感受到了自己在资源和能力上的“简”和“陋”。这种挑战从企业建立之初就可能存在，只不过特殊的“天时地利人和”把这种挑战恰到好处地掩盖了，而现在恰好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这种“水落石出”的还原会自然而然地把我们的视野带回到可见的商业史（建国后30年）的“历史原点”，即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及之前的30年。当我们进入到这种视野时，我们发现，“正史”（后30年）与“前史”的边界并不是我们最初以为的那样分明。我们的回顾显然不是怀旧，更不可能是厚此（前30年）薄彼（后30年）。回顾的目的只有一个：回归历史和现实的基本面，并且面向未来。两种“中国制造”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中国制造”，是指作为国际经济现象的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崛起，其基本含意是以超低价格为主要竞争优势、既相当发达又相当不发达的制造业。其发达之处在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已经无法过一种“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其不发达之处在于，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至今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在作为“万业之业”的汽车制造业（这是反映一国制造业真实水平的行业），中国企业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自主创新能力还是品牌影响力方面都不具备竞争力。在成套设备制造方面，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也是寥若辰星。如果撇开规模和产能不谈，中国制造业在后30年的能力构筑并没有明显的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退步。建国之初，制造业基础几乎为零，新中国成立的10年之内，就生产出了第一台卡车，第一台乘用车，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块手表。这就是说，从1949年建国开始，就有了“中国制造”，而且在制造业的能力构筑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上海是一个已经具备相当实力并且有一定规模的制造基地。作为当时的中国制造的代表，“上海制造”已经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中国制造”当然是与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和“长三角”民营制造企业的大量涌现直接相关。而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制造业蔚成大观相伴随的，是以“上海制造”为代表的旧的“中国制造”的消失。当新的“中国制造”代替旧的“中国制造”的时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胜利。但这种胜利里包含着一种我们至今尚未意识到的代价——它是无形的，但又是巨大的。当“农民工”替代在“工厂社区”中生活和工作的工人、成为制造业的主力军的时候，产品的内涵和品质，甚至组织的内涵和品质也都发生了变化。雇工的临时性大大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大大提高了产品在市场（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但也同时大大降低了产品在市场上（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竞争力。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