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惠莉：中国的对外开放与清政权内部的分裂（1860——作者：黄瓜皮蛋汤提交日期：2007-3-2922:26:00|分类:|访问量：1007易惠莉：中国的对外开放与清政权内部的分裂（1860——1870）当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遭遇到西方的挑战而被迫向西方开放之际，清王朝同时面临太平天国及其他国内反对力量的冲击。与18—19世纪之交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反清力量不同的是，太平天国建立起长达十几年与清王朝分庭抗礼的政权，在清王朝拼死自保的挣扎中，军事权力前所未有地落到了南方汉族政治势力手中，这导致晚清上层统治集团的权力再分配斗争更加错综复杂化，在脆弱的满汉共治体制下勉强维持的上层统治集团由此分裂。笼罩在满汉矛盾背景下的上层统治集团的分裂，决定当时的中国在根本上无法实现“那种西方民族在民族主义感召下进行的相同程度的爱国动员，从而具有以一个民族行事的能力”来应对西方的挑战。它使中国无可挽回地丧失了把握与西方交往的主动权，而适时地将条约体制引向对中国有利方面的机会，不能象日本那样完成对不平等条约的修改，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最终只能被动地接受外力影响造成的既成结果，国势日趋衰败。一、关于《请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拟章程六条折》第二次鸦片战争以1860年10月底清廷批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为结局，而后清政府专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与条约国家关系事务，这表明清廷的对外政策正在发生着变化。负责签订北京条约的奕訢在1861年的宫廷政变中成为清廷最具实力的政治家，这就为在中央政府一级上贯彻条约制度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促成北京条约后清廷对西方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的更本质性的因素，一是战场上军事较量的结果，清廷最精锐的僧格林沁骑兵部在京畿保卫战中的惨败，中西方军事上的强弱之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成为不争的事实。二是内政上的危机感。1860年前后太平军叛乱已在长江流域形成长达近十年的割据局面，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此背景下，“庚申之变”加剧了清王朝统治中国的危机感。因此，清廷对外政策之转变有自救的积极意义。1861年1月13日在京订约的奕訢诸人上《请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拟章程六条折》，1月20日即得远在热河的咸丰帝批准设立总理衙门。这一事实表明奕訢奏折中关于内政问题及对西方关系问题的阐述，代表了清廷最高权利集团的立场。具体内容如下：“------揆时度势，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而佛、米从而阴附之。------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惟有隐消其鸷戾之气，而未遽张以挞伐之威。”从表面上看，奕訢之主张不出安内攘外、远交近攻等传统治术的思路，但其中已经隐含了与对西方关系向条约体制转变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关系观念，即不受传统朝贡礼仪秩序观念的束缚，完全以清政权的切实利害关系为出发点，规划对西方诸国的外交政策。这一变化的意义还有待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汉族士大夫关于西方列国看法的对比予以认识。魏源《筹海篇》谓：“其互市广东，则英夷最桀骜，而佛、弥二国最恪顺。”梁廷楠《海国四说序》谓：“诸国之始至也，荷兰以助剿海逆，贡市最先，------。英吉利虽奉冠带稍后，而贡献频数，一时恭顺，实出忱诚，未尝以其使臣之失仪辱命而尽绝之也。”虽然魏源、梁廷楠对英国的评价因针对的时期不同而有差异，但二氏主要是以朝贡礼仪秩序为评价标准。更具有对比意义的，与奕訢奏折同时，1861年1月5日曾国藩上《奏议覆俄法助战及代运南漕折》，其中也对西方诸国关系问题发表了见解。所谓：“------查大西洋英、法、米各国，恃其船坚炮大，横行海上。俄罗斯------所用船炮及所习技艺，均并相抗，近始由重洋以通中国。该夷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