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三十年萧功秦wwxschina.org/shophp?id=12954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整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这种政治体制与改革以前的体制相比较，有什么新的特点？我们可以对中国现行体制作如下描述：首先,相对于改革以前的政治传统体制,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通过市场经济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日益扩展的自主社会空间，存在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领域有限的多元化。中国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仅限于与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领域。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其次，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执政党组织整合与党内凝聚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去乌托邦化”,不再具有原来的平均主义的目标意识。而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体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以对美好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追求来获得社会成员对执政党与政权的支持。第三，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继承了自建国以来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但与此同时，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监督机制的缺失所引起的弥散性腐败的危险仍然存在。质言之，当代中国非政治领域的有限多元化、私域自由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以及执政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的存在，这几个特点构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里，已经成功地通过“维新模式”而不是革命模式，完成了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政治集权”体制向更具多元性的社会政治模式的软着陆。这种历史转变，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与向未来民主化的“软着陆”，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随着市场经济导致的自主性的利益主体的明晰化，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在法制约束下的讨价还价的协商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游戏规则与观念、网络的普及与政治文化上的进一步宽松化而互容性增加，将成为扩展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1如果说，以上是对中国模式的特点的描述，那么，用什么核心概念可以表征这种新型的政治模式的特点？当代中国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结构中？如何判断这一结构的类型特征？这是中国变革实践对国际政治学理论界提出的课题。从政体类型学角度而言，国际政治学界有学者把这种体制视为宽泛的“威权政治”，因为执政精英在保持权威控制的同时，现代化体制内已经出现了有限多元化，从而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型权威政治的一般特征，然而，单纯运用这一概念来表征中国的体制，仍然是不全面的，它没有揭示出中国改革中形成的体制与传统革命体制之间的历史承续关系。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政体形态，是社会主义体制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发展并演化出来的一种混合型态，与一般意义上的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模式相比，无论在历史背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国家的组织资源方面，还是在对社会的动员机制与社会多元化程度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于当今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是从原来的列宁主义全能主义体制(LeninistTotalitarianRegime)中，逐渐演变过来的，因此，运用“后全能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来概括当今中国政治的特点，确实能表达这一新的政治结构模式与传统全能主义之间的历史连续性然而，后全能主义只是一种历史时段的描述，没有能揭示结构特点。因此，进而综合以上两方面特点，把这种体制定义为“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PostTotalitarianTechnocraticNewAuthoritarianRegime）,即从全能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演化过来的现代化的权威体制，应该认为是比较确切的。由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取---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得的实效，政治中心的权威合法性已经获得了新的基础，政府也在社会利益分化过程中获得了包括新阶层在内的新的社会基础与支持者，因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一新体制实际上已经具有了政治结构上的稳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