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的中国之声：建立科技竞争优胜体制饶毅：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SIAS）共同主任。除从事专业研究外，近年来在《南方周末》、《科技中国》等媒体中发表多篇文章就中国科技政策及科技体制等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引起广泛关注。鲁白：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中国科技部科学顾问。邹承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将来的历史也许会显示，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重要遗产不是确立具体的大课题，而是它对中国科技体制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影响力。在计划经济已转变成市场经济后，如果科技管理还是计划时代的产物，中国科技进步就会被体制延缓。最近，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鲁白、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在英国《自然》杂志增刊第二期《中国之声》上撰文指出，在正在进行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讨论中，中国科技发展还有根本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在中国目前的科技管理中社会和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在多个层面起重要或主导作用，而科技的专业优劣在现有体系中不能发挥合适的作用。他们认为，科技管理应该采用“竞争优胜体制”，即真正按科技项目的专业水平及其意义来进行竞争和选择，使优势课题胜出。文章说，如果中长期规划只简单地增加科技经费，而不解决根本体制问题，将会事倍功半。如果目前大课题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将会导致中国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政治决策与专业决定要分开三位科学家总结了政治与科技“严重错位”的三个方面。首先，在国家层面，领导人有时被安排直接参与具体分析科技课题的选择，这样的微观控制引入了政治的或非专业的因素。第二，专家被推到方便于搞学术政治、但不方便专业评审的场合，在由部委组织的大课题评审中，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常常代替专业标准。而人际关系、政治结盟必然导致与科技价值无关的随意性。第三，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管理权限过度。这些问题造成的综合结果是，在科技经费的分配中，政治与科技不分。三位科学家认为，要从人治科技转变到竞争优胜的体制，首先必须明确政治与科技的界限。他们提出，提高中国科技效率的改革有三个原则：第一，中央政府领导可以依据社会需要，参考科技界领导及专家意见，决定国家科技总体经费。中央政府领导只有在国家特别需要的紧急情况下才过问具体课题。第二，专家评审委员会只评审专家们可以理解其相对优势的竞争课题。第三，具体课题的选择必须由相应领域的专家来做，不允许各个部门的行政人员控制和影响资助决定，他们应该回到服务的地位。大课题折射科技体制已有问题就中长期规划中大科技课题引起的争论，三位科学家认为，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出现大小不同的课题，但问题还不在于是否有大课题，而在于为什么要有大课题、如何评审选择大课题、如何检验大课题的成效。他们举例说，美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时候提出的，而不是政府说有科技经费，科技界就马上有大课题。三位科学家指出，中国的中长期规划中许多大课题的提出没有竞争，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经内部讨论形成的，课题最后提出时没有真正的竞争，而是科技界少数人进行学术政治的结果。他们认为，如果大课题的评审是由选择这些课题的部委来进行，那么即使出现问题和错误也不太可能被承认，因为大经费使用的失败会直接影响部委及其官员的政绩和可信性。鉴于资助大课题的高度危险性，他们建议将部分大课题经费转移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员会等其它部门，由它们再到不同领域接受大、中、小型课题的提议，并进行竞争性评审寄望“科技体制变革之功业”三位科学家在对比了１９５６年的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后认为，对中国而言，建立良好的科技体制，让国内优秀科技专业人才发挥创造性，专心在其专业上做出成就，是比具体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将来的历史也许会显示中长期规划的重要遗产不是确立具体的大课题，而是它对中国科技体制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影响力。”他们告诫，在计划经济已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