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作者在本文中力图为三千年来的中国传统学术与二十世纪以来才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术作一区分的标准。作者认为中国学术在历史上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即世界各大文明大体上同时发轫的轴心时期。第二次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千年而形成宋明理学。第三次是十九世纪末西学传入中国以后。这一次除引入许多中国从来没有的新学科以外，也使中国传统学术面目一新。作者认为只有融入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学术，才能列为“现代学术”。刘梦溪选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以及他为此而写的总序——《现代学术要略》，并没有为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区分立一标准，收入了许多被作者认为不够格的作家的作品，而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作家与作品。另外“丛书”完全不收构成中国现代学术特色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也成为一大遗憾。1996年底，我从《中华读书报》上拜读到刘梦溪先生的大文《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分两期刊载，整整四大版，煌煌六万言。在今天而有这样的大文章，实在出人意外，因此一气就读了两遍，觉得引举繁富，议论闳肆，甚为希有。但是对其立论之大端，不能不有怀疑。事隔一年，才知道先生当时是在主编一部名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的大书，而刘先生原来的《要略》即改称《总序》而弁于各卷之首。书的《编例》说，第一批收四十四家，共三十五卷。看样子是还要出第二批、第三批……卷帙之浩繁，体量之庞大，即使在当今出版“系列丛书”的热潮中，也很突出。我以衰朽残年，学力不足，虽有向学之志，亦绝无可能求全书而通读之，甚至读两三卷都已感到气力不胜，只能从书店柜台上略事翻阅，求能窥见其选材宗旨。我总觉得这不但是关系到对百年来中国学术的总体评价，而且也关系到下一世纪中国学术的走向的问题，既然有期期以为不可者，总不能默尔而息，因此以此文就正于刘先生与海内外博雅君子。一、什么是学术刘先生在其《要略》或《总序》开首第一章就说：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学术？学术思想究竟指什么而言？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刚刚过后的1919年，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与术》。其中有一段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即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互关系，凡百皆准此。”这是迄今看到的对学术一词所作的最明晰的分疏。学与术---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连用，学的内涵在于能够提示出研究对象的因果联系，形成在累积知识基础上的理性认知，在学理上有所发明；术则是这种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所以梁启超又有“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的说法。他反对学与术相混淆，或者学与术相分离。严复对于学与术的关系也有相当明确的界说，此见于严译《原富》一书的按语，其中一则写道：“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用知与行的关系来解喻学与术两个概念，和任公先生的解释可谓异曲同工。这个头实在开得太好了。因为它一上来就点出了中学与西学的不同，也点出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不同。准刘先生所说，梁任公是明确分疏“学”与“术”的第一人。自古以来，“学术”一词，在号称“一字一音一义”的中文里一直是笼里笼统地用着，从来也没有人想去分辨，这正好印证了一个说法：从文明，再具体一点说是哲学，发轫之初的所谓“轴心时代”开始，中学与西学就各自循着自己的道路发展，西学是求真之学，中学是求善之学。或者换一种说法：西学一向从“实然”出发，中学一向从“应然”出发。这两个传统基本上互相隔绝而并行不悖地各自发展了三千年。（明朝由利玛窦起引进的那点“西学”，与后来的相比简直算不得什么。）随着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学碰上了西学，从此开始了相互冲突、磨擦、吸收、融合这样一个反复不已的过程，这就是现代的（或曰近代的，并无基本区别）中国学术史。刘先生讲到“严复所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