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十余年，中国的环保NGO却可堪沧海桑田。■从“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到“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从“观鸟、种树、拣垃圾”到盯紧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从“只有一个志愿者，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到数量已经突破3500家，精确数字无法统计■从“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到醒目存在，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分得话语权■从偶尔“基于私交，联系到高层资源”到“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1990年代初期，一位老者经常蹬着自行车来到北京三义庙，叫上一名叫杨东平的年轻人，去不远处的紫竹苑公园，谈话。这位老者，便是名门之后梁从诫。而杨东平，后来的著名教育学者，得以参与了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发起，这本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关，“那时候只有一个志愿者，就是梁先生的夫人，后来变成十个人，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谁都不曾想到：最早诞生于知识分子之手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后来的十数年中，成为一支无法忽略的绿色力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环保NGO已经突破3500家。因为有的机构还未注册，越来越多的学生社团、草根组织加入其中，精准的数字变得难以统计。又一个白求恩“观鸟、种树、拣垃圾”事实上，中国最早注册成立的环境NGO，是辽宁盘锦的黑嘴鸥保护协会。它注册于1991年4月18日。发起人刘德天，是《盘锦日报》记者。作为一块国际重要湿地，那时的盘锦常有国际生态学者前往调研。记者出身的刘德天将黑嘴鸥保护协会的诞生，归因于两个外国人的影响。一位是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的黑嘴鸥专家英国人梅伟义，他让刘德天第一次听到了“濒危”与“生态”的词汇，“每一个物种都是网上的一个结。任何一个物种的消亡都会给生态网带来损失”。另一位外国人——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主席乔治·阿奇博，则让刘德天“想起当年的白求恩”。“又有一位加拿大人，为了世界的、中国的鸟类保护来到中国，这些行为都是跨越国界的。”当年还带有中国意识形态色彩的话，却是两种思维撞击的真实逻辑。三年后的北京，梁从诫、杨东平等知识分子选择了环境领域，作为提升公共参与的契机和空间。最初的思路，竟也全然来自于他们的西方视野，就连“自然之友”这个名字，都是从香港“地球之友”借来的灵感。注册问题屡屡碰壁，当时的环保总局最终没有担当挂靠单位，至今，自然之友还是一个挂靠在中国书院下面的二级机构。紧随其后，1990年代中期，地球村、绿家园宣告诞生。当时，半官方色彩的社会团体——慈善基金会、红十字基金会、扶贫基金会，恰恰没有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机构。民间力量借由这个空缺，登上舞台。初期的民间环保行动，后来被概括为“观鸟、种树、拣垃圾”——功能基本都是环境教育、环境意识启蒙。当时的自然之友连续数年进行媒体的环境意识调查，发现有关“环境”，报纸上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环境卫生”和“绿化”。用他们的话来说，处于“浅绿”状态。等到接下来的十年，中国的重工业蓬勃起飞，环境问题也早非种花种草、讲究卫生般简单，当今天的很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已经具有了“深绿”的环境意识，推动政府和公众由“浅绿”走向“中绿”的时候，很难说，不是中国环境问题深度化的倒逼使然。一切自舆论始“环境意识，从伤痛中来”变化，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1998年的大洪水、随后北京的特大沙尘暴，一系列灾害性事件，一个个癌症村，唤起了公众的警觉——环境正在急剧恶化。用汪永晨的话来说，“环境意识，从伤痛中来。”1995年、1996年，梁从诫两度在全国政协提案，要求首钢搬迁。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人们理解作为纳税大户的首钢，却不察觉作为污染大户的首钢。后来，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要求禁绝藏羚羊绒的贸易——因为欧洲是其最主要的消费市场。布莱尔次日复信表示支持。今天，成龙在电视屏幕上说“没有贸易就没有杀戮”，人们习以为常；但在十多年前，这是惊世骇俗之举。藏羚羊保护和野牦牛队的成立，拉开了环保议题公共化的闸门。从1995年起，到“野牦牛队”去当一个志愿者，成为民间一种被赋予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